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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我坚信有一个东西却是 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最大传统。如果我们心怀高远，学着 打开视界，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不过是人类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而已。而且 ， 我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传统，争国家的自 由。
传统如文化，无远弗届。今日中国人谈宪政、谈人权，往往要先跑到欧洲的图 书馆里去复印资料，找哈维尔帮忙，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就说过“民 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这样的伟大篇章。短短十个字，道出“人权高于主权，
主权高于政权”，把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讲得清清楚楚。
现在说什么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在我看来，人人皆有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的 传统应该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当然，民间传统与官方钦定的传统并不时常同步。最 好的例子就是汉人的头发。清军入关时，为了保住所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 的传统，因此有了“江阴十日”，清军屠城，死17万人；至清廷势去，民国初立，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又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时 至今日，男男女女，辫子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其实这里讲的炎黄并非炎帝与黄帝本人，而炎 黄子孙，也不限于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后代，而是炎黄那一代人的子孙后代（当然也 包括其他许多外域融入的血统）。 也就是说，“炎黄”是指一个时代的生息，而不 是具体一两个人及其后的孝子贤孙伺候着。
从血缘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从传统继承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文化血缘（或传统血缘）。比如笔者读胡适，胡适的思想便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 种传统进入我的思想，我读英人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同样会成为我在文化上可以 吸收的一种传统。这些思想相互辉映，加上我自己习得的经验与日常的思考，久而 久之，会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既属于我自己同时又可能影响他人的传统。换言之，传 统离不开具体的人，且人人各异，因此传统是有个性的，是可能变化的，而不是大 一统、人人可以如法炮制的。
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并且形成新的传统。没有哪个时代是属于一个人的。 历史也不会为了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书写。所以我说，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 有一个相对大的传统，每个人有自己的小传统。由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经历的世 故、接受的教育不同，这个小传统自然也不同。正是这些甚至可能大异其趣的传统 ， 组成了中国的大传统。它们有些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被历史淹没，有些存在于我们 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流行物。鉴于有许多比金子还珍贵的传统，被王权淹没或被 历史遗忘，所以我坚持弘扬传统的最好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一样让某个曾经 称王的传统或学说再次称王，而是逐步恢复历史的记忆，让所有的传统、智慧在知 识的图景下复活。我相信凡此种种努力终有回报，就像我们下围棋，一个貌似死去 的棋子，在新局势下会恢复生机，甚至于无声处翻盘。
我离开乡村已经十五年，却依稀记得老家的坟山上时常有人哭错坟头的情景。 想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就像是一大片坟地，理论上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属于自 己的传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遇到风暴雷雨，或有人搬走了墓碑，拿去捣衣 或做猪圈，祖坟因此并不十分清晰可辨。于是来了几个貌似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 们站在高地之上，指称某个巍峨的土包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所有祖先的坟，仿佛其他 的那周遭的坟头都是兔子逃生时刨出来的。
在这个渐次开放，崇尚知识而非真理的时代，谁还会去相信那些鬼话？！谁愿 出那哭错坟头的洋相？
章子怡，肉身大战国体
九十年代的王府井曾经搞过这么一个行为艺术：大约两百多位观众围在一个由 画廊改造而成的“猪圈”周围，赏玩一只印着西文字母的公猪“强奸”另一只印有 汉字的母猪。据说，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家想借此表现“文化强奸”这一为后殖民 主义论者津津乐道的宏大命题。
应该说，这是一次十分牵强附会的强奸。公猪和母猪都很无辜。因为，这里所 有的文化象征，都是行为艺术家们一厢情愿操办的。其实，观众看到的“猪圈”里 的一幕，不过是家猪世界里的日常生活。既谈不上谁强奸谁，也谈不上谁服务谁。 如果读者诸君一定要找出个凶手出来，我觉得应该找那位行为艺术家，是他以隐喻 的手法，欺负了这双可怜的小猪儿，即使不算强奸，至少也是聚众猥亵。
最近，许多人都在骂章子怡。章子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 最深的，就是经常能看到关于她的电影海报及报道 “神五”上天不久，巴黎某杂 志封面便是用了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扮相，足踏火箭，差几厘米就飞到了杂 志顶部；著名的《巴黎竞赛报》也曾经拿章子怡当过封面，一个“大”红人，在半 空中跃进，很像当年样板戏里的红色娘子军。
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她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中有了“丑事”
——她饰演的日本艺妓“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员渡边谦饰演的富商压 在床上。网上真真假假的剧照，让一些爱国的网民出离的愤怒了。他们分明感觉到 章子怡那轻盈的肉身有伤中国沉重的“国体”。他们看到被压迫的不是章子怡，而 是亲爱的祖国！若不就此开除章子怡的国籍 “非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我们发现， 网上无休无止的谩骂，正在把本已声名狼藉的“爱国”沦落为一种脏话。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过一本小说，叙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沉浮，里面讲到了另一种爱国——“床上爱国主义”。唐德刚说，日本妓女举世有 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当时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 日本妓女以一当十，如狼似虎。但是，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 以，为了赚点外快，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华民俱乐一番。于是 “华民为 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虽然足足花 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战争与爱情》，208 页）
如此一来，既可以爱国，保持一点民族自尊心，又可以尽情享受，可谓两全其 美。虽然“张老参”们不能像那些才子佳人一样代表中国的良心，至少也要代表中 国的肾，把自己当成“国体”，覆盖并进入另一具“国体”，在享乐中杀敌——像大 宅门的白景琦说的那样 “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我冲将前去，杀他个 干干净净 ”
当然，这种可以用次数来计算的爱国未免有些滑稽，经不住推敲。遥想当年郭 沫若、周作人等君，定然不是出于什么爱国的目的才娶了日本太太。鲁迅和周作人 家里闹出的那点纠纷，自然也不是因为鲁迅当日想爱国，周作人不肯。归根到底，
将一个人的性爱与他是否有爱国情操扯在一起，风马牛不相及。
不久前，我采访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兰诺瓦（GilDelannoi）先生，我们不约 而同谈到“替罪羊”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 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 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 “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认 定它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 家荣誉；
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 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 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 情。正是因为上述第二种逻辑，使章子怡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罪人”。事 实 上 “爱 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 定别人“有罪”。
在我看来，章子怡说到底不过是个有着自己梦想的邻家女孩，一个依靠个人奋 斗获得了成功的普通的电影演员。她只是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既不属于国家，也不 属于人民，只属于她自己。章子怡的肉体与中国的“国体”毫无关系。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 爱民族，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进步、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 体的成长与选择。正如富兰克林所说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相信 ， 我们让祖国有尊严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自由这祖国从同胞身边拿走。
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
连日来，中国媒体热烈讨论给尤国英“提前送终”的事。事情的原委是，在浙 江台州打工的川籍妇女尤国英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被家里人直接送进了殡仪馆。 有关记者调查表明，这个可怜的女人当时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 送往火葬场的。所幸，那一角寿衣没有掩住她眼角的泪水，这桩荒唐事终于被殡仪 馆善良的工作人员发现，尤国英才得以火口余生。
毫无疑问，针对这起涉及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事件，我们首要谴责的是中国 今日社会保障体系的孱弱和社会救济途径的单一性。既有批评也都流露这种批评倾 向。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责备社会，而忽略当事人在该事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显然，这种反思也是不全面，甚至也是不客观的。即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异化源于 人们对社会的某种绝望，但它并不足以让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对弱者网开一面，让同 情的泪水遮蔽理性的光辉。毕竟，我们生活中千变万化的苦难，在我们诉诸社会解 决之前，关键还在于个体如何去担当与化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们热衷于讨
论社会之恶时，我宁愿多花点心思去关心尤国英二十三岁的女儿魏珍的行为与思 想。
有媒体报道说，魏珍是通盘考虑到实在没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后才决定将她送 到火葬场的。理由是在家等死和在火葬场等死都是一样的等死。我很能体悟到我们 时代的这个荒诞逻辑。事实上，在我的家乡有许多病人便是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
然而，在我读到这个等死要等到火葬场的悲剧故事时，内心的震撼早已超越了 怜悯。唾面自干的魏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位女性——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 人》里的主人公郝思嘉。 无疑，《乱世佳人》是一部关乎人与土地的杰出电影，也是一部关乎苦难与担当的 电影。在时代的不幸面前，郝思嘉因为心怀担当之信念变得强大无比。她曾经自私 偏狭，在人情世故面前时常表现得弱不禁风，但是，在她被社会以及心爱的白瑞德 一次次“抛弃”时，她也因此重获新生。
影片中最令人震惊的场面莫过于郝思嘉亲自驾着马车穿越战火以及飘满雨水 的河流，历经困苦周折回到了自己的陶乐庄园。看到荒废的田野和几近一无所有的 家园，郝思嘉没有自暴自弃、因此沉沦，她站在旷野里，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 就是握紧拳头，肩负起整个家族的命运。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经典的镜头：
郝思嘉从地里爬起来，手握泥土对天发誓 “上帝啊，你为我见证，做我的见 证人！他们不会击败我，我一定要撑住这个家。而且，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决不 再挨饿，我的家里人也决不再挨饿！即使我在说谎、偷东西、欺骗、杀人……上帝 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决不要挨饿 ”
写作此文，我无意教唆他人去犯罪。虽然在这段独白里有不少是身处乱世之中 的激烈词语，有些行为或主张早已不见容于今日法制社会。但是，重要的是，透过 这些斩钉截铁的誓言，我们发现，在万丈霞光之下，红土之上，昔日那位游手好闲 、 颐指气指，被男生们追逐的富家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决不向命运屈服的 新女性，一位在厄运面前既不抛弃自己，也决不抛弃家人的坚强的女性。
同样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运屈服，郝斯嘉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