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胡适所说，二十年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这一切与“五四运动总 司令”陈独秀等人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无关系——“并不是旧势力的不 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而是来自一批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胡 适所担心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 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遗稿 及秘藏书信》，第20册）
然而，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如此诠释个体解放与精神自 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 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 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 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显然，陈独秀早先的这一主张与胡适奔走呼号的自由思想不谋而合：“现在有 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 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 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
孰料，当陈独秀成为新青年们景仰的导师之时，他已自封为真理的绝对拥有者， 以致当日有志同道合者拂袖而去。二、三十年代，胡适偎心挂怀的是，只有每个人 争自由，中国才会有自由；与此相反，陈独秀认为只有跟着陈独秀本人争自由，中 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迟早是要到来的，然而不容辩说。在写给陈独秀的信里，胡适坚持即使是 一个常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自己判断，而非通过强力灌输。如其所言，“我的根 本信仰是别人有尝试的自由”。
英人卡尔？波普尔有言，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 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 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 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 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论政治》，公开与年轻十二岁的胡适决裂。九十年前 的这场风云际会不欢而散，新文化运动从此绑上了政治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 其本质上是中国知识精英关于真理标准的一次分道扬镳。如果说陈独秀曾经代表着 与帝王中国决裂的新青年的勇气，胡适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新青年的灵魂。陈独 秀一生滇沛流离，思想多有流变，至晚年重新回归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立场，而 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最初的关于自由与容忍的理想。
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雨洗礼与返朴归真的中国人渐渐知道，真正政治文明必定 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没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会失之空洞与轻佻。应该说，今 日中国人多以生活诉求（而非政治诉求）为旗，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它非吊诡而是 真实地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正是这种对生活文明的琐碎而真实、循序渐进的追求与 争取，在一点点锻炼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积百年之沉郁的转型。
2005年9月15日，时值《新青年》创刊90周年。笔者相信，探讨“二十一世纪， 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青年？”是我们纪念《新青年》最好的方式之一。应该说，在经 历百年来的挫折困苦之后，对于中国人而言，心怀希望本身即是历史的酬劳。当“新 新中国”劳力于还世界一个经济奇迹时，我们同样有理由对中国的“新新青年”劳 心以待——立于历史之维，新新青年概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以朴素知识为信仰，以 幸福生活为目的，视自己的前程为国家的前程，视自己的人格为国家的国格，既努 力谋求自己的进取，又承认异己的自由；他们将秉承人类普世的关于自由与幸福的 想象，在多元化与宽容精神的感召下，从今天起，做一个至“年老而勿衰”的世界 公民。
中产阶级为什么要有社会关怀？
最近有报道说，国家统计局在投入600万元、30万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经过 诸多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最新结论——“6万元～50万元”。按
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 幸福来得很突然，一不小心许多中国人都成了“中产阶级”。 对此，国家统计局出 来澄清，称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过这一数据，在正规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中产阶层 收入”这一项目。抛开有关数据的争论与表白，笔者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对 中产阶级的塑造，更重在质量。
几年前，笔者曾经对法国贫富分化进行调查，感触最深的是法国中产阶级拥有 的不仅是稳定社会的财富，还有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 们成为社会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并不是因为口袋里的钱财。现在国内许多人将中等 收入直接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无疑是个误区。因为它忽视了中产阶级 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即“一定的知识资本与社会关怀”。 如果有人在“中产阶级” 与“中等收入”之间划等号，就等于对中产阶级“去精神化”、“去知识化”，使中 产阶级沦落为一种拜物教。倘使这个等式成立，那么吾国吾民现在就可以只管致富 ， 而不必再讨论受教育与教育是否平等诸多问题。这无疑是件危险的事情。有学者断 言，20世纪（不妨引申到中国的21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最大差别，就是教育机会上的 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法国晚近历史上找到证据： 1968年席卷全国的五月 革命便是由于学生对教育的不满所引发。此前十年间，法国学生从十七万暴增到六 十万，而教育的空间与设施完全无法跟进。这次“五月革命”，被世人称为绝无仅 有的“玫瑰革命”，因为革命的对象不再只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活得更好，既为爱 自由、爱平等，也为爱智慧。如果我们尊重这段历史并引以为戒，我们就应该看到 这 次“玫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中等收入群体”为争取成为真正的“中 产阶级”的一次精神转向。
大家寄望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因为它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促进作用，并将此视为一 个国家是否形成橄榄形社会的重要指标。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中产阶级的知识性与 社会关怀？我们不防举个例子。有一大片树林，我是说，很大的那种。林子里面住 了很多动物。每只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我们可以将此视为财产财的一种象 征）。为了防火，动物们决定在林子中间砍掉一大片树木（同样很大，但绝没有林 子大），作为中间地带，并向中间地带移居了不少优秀的动物。这个道理很浅显， 懂得防火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燃烧面积较大，当小规模救火措施已无济于事时， 为设法阻止火灾蔓延，在大火烧到之前，人们会除去草木等可燃物，开出一条放火 隔离带，使火烧到这里后，因没有能着的东西而自动熄灭。
我们秉着最良善的愿望，相信这条防火带不会自己着火，因为“它的可燃物被 移除了”，就像中产阶级告别了贫穷，不会因为饿肚子去找扁担。但是，可以肯定 的是，防火带并不能防止林子别处着火。当别处火情危急时，势必会有许多被火烧 赶的动物跑到中间地带来避难，分享或占有原住动物的领地。也就是说，当森林其 他地方着火时，原来不着火的林间空地的安宁与自治将被逐渐打破。林间空地的原 住居民还需面对下面一个危险的假设：如果其中有些动物因为身上毛多，跑到林间 空地时带来了火种，怎么办？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长毛动物都有。
如同海德格尔将开放性真理的终极视为“林中空地”（Lichtung），那是自由无 蔽的敞开。在笔者看来，从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说，住在林中空地的动物们，应 该将目光向整个森林敞开。当森林里有一点烟火，立刻会为所有动物所共知。读者
诸君如果理解我写在上面的寓言，就知道，这种关怀不是关怀树木，而是考虑到动 物自己所处的危险。这个危险建立在另一个常识之上，只要达到一定温度，一切动 物都是可燃物。
必须保卫公民自救权利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祝福》里描写了一位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死去的妇女—— 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唠唠叨叨几近疯癫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被狼给叼走了。祥林 嫂觉得自己很不幸，但是那时媒体并不发达，所以有苦也只能找邻里街坊说。 “我 真 傻 ，真的 。”祥林嫂自责道，“我只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 ； 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显然，鲁迅文学世界里的祥林嫂只是诉苦者，而不是上访者。理由可以粗列如 下：一、孩子是被狼叼走了，而不是被人叼走了；二、在狼群中不存在庞大的权力 体系，因此她无法通过狼的上级主管部门严惩叼走孩子的责任狼；三、从其日常唠 叨中可以看出她只有自责而非责他，换言之只有寻求简单的自我消解而没有要求获 得正义的诉求，比如打狼；四、从生物学来说，狼吃人符合自然法则，就像人吃水 果一样具有某种合法性，祥林嫂因此只好安于现状、逆来顺受。
本文要谈的“祥林娘”是另一位母亲、一个新词，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总结 于近日来国内的若干新闻。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1年前被丈夫佘祥林“杀害” 的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居民张在玉3月底突然归来，终于揭出惊天冤案。湖北省 高院因此认定已经服刑11年有余的佘祥林没有杀人，是一起错案的受害者。令笔者 深感震惊的是，近十年来，佘家人为了洗清此不白之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祥 林娘”，也就是杨五香女士，因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上访，1995年5月份被抓，在京 山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了9个半月，出来时耳聋眼瞎，不能行走，3个月后去世，时 年仅54岁。与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娘”的悲剧不是在文学世界里，而是在我们 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大时代里。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积极 地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媳妇，给蒙冤的儿子增加一切可能解救的机会。
汪中求先生在他的管理学著作中谈到“细节决定成败”，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 经治理上的粗枝大叶。细节决定成败，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细节 成就罪恶”。本案中，先入为主、重口供轻证据即为一例。与此同时，笔者以为， 在各路媒体对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仍然广泛存在的“有罪推定”诸种实践进行笔伐 之时，本案所涉“祥林娘”之死更应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更应追究相关肇事者与 渎职者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促成佘祥林蒙冤11载的关键。
显 然 ，“祥林娘”之死与政法部门是否坚持“有罪推定”毫无干系。如果没有 “祥林娘”等人的跋山涉水，佘祥林早已成枪下冤魂。然而，为什么没有任何犯罪 嫌疑身份的申冤者会频频遭遇围追堵截？在该案中，佘祥林的母亲被关9个 半 月 ， 佘祥林的哥哥被关押41天。此外，因为出具了一份证明，几位远村的农民及其亲属 同样厄运连连，纷纷被“请”进派出所或逃亡在外。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动用国家 机器拘禁了为儿申冤的善良母亲？是什么力量与怎样的借口要斩断草根阶层的救
人与自救？当“祥林娘”以耳聋眼瞎的代价从拘留所走出来时，为什么她没有得到 任何国家赔偿，反被要求向“政府”支付3000元赎金？
在佘祥林的冤案昭雪之际，我们的社会更应将支援的目光投向那些无依无靠的 上访者。如果说我们相信祥林嫂之死是旧中国的不幸与历史的耻辱，那么在这个新 时代，或者说正在走向“新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让全社会一起关心“祥林娘” 的命运，帮助她们维护并申说自己或家人的权益是我们这代人的互济互救，因为在 强大的社会与强大的体制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
如福柯所说，权力是压迫的象征，当危机来临，社会必须得到保卫。我们因此 有理由正大光明地说，当权力失控时，公民自救之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