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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 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 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
—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 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 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 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 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有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 在给我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 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 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 人物，只有他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 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 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 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 说 ：“这个 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 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 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 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 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 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 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 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 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 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 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 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同样显然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 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鱼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 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 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 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 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 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 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 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 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鱼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 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 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 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 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 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 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 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 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 尼迪语）变成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 倒塌了十五年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 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 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永不绝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 中营能做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人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 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赐予观众的最大收获。如主人公安迪所说，“有 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 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 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 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 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 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 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 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 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 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
的一个试验（1975）。
在这个著名的试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参 照组。
第一程序：试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 。 笼子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 害狗的身体。试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 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试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 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 。 当把经过前面的实验狗放进这个笼子时，试验者发现除了短暂时间的惊恐外，试验 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试验狗连试一 下的愿望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试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试验 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 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 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 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 处境，只有绝望的人”，“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郝思嘉）。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舞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 让我们感动不已，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是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 就像《美丽人生》里给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 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 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试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 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无休无止的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
狱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 可我们又有什么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惟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如马斯洛在《洞察未来》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
“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在回忆录都证实，即使是在纳粹
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 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 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上，一个人仍然可以 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 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 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从这点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 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一个副产品。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 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 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 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用来做什么的？”不 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 中营是用来摧毁的”或“用来挖地道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第三篇 世界公民
国家是个珠宝盒
革命家丹东在临死前说了句大实话，谁能把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近年来，随 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因为对祖国与生俱来的乡愁，呼吁中国政府 能够重新审视1980年制定的单一国籍法。就在部分学者建言改革时，北京一家媒体 近日唱反调，认为双重国籍不可取，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竟是一个人能忠于两个国家 吗？对这个要钱不要人的立场，有华文媒体悲从中来，称该文将侨民对中国文化认 同的诉求变成了充满敌意的道德审判，给一腔热忱的海外华人浇了一盆初冬的冷 水。篇幅，本文不探讨双重国籍可行性的技术细节，只接这家北京媒体的话茬，谈 一个人是否可以忠于两个国家？什么时候可能？
先说国家的成立。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如霍布斯所言 ， 人们忍受不了人对人是狼的战争，于是纷纷收起利爪，同意让渡部分权利，建立一
个可以保卫自己的主权国家。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 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否则，它就是霸王合同，没有合法性基 础。应然，国家以自愿为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实然，它既可能是讨价还价 的产物（如美国制宪建国），也可能是出于强买强卖（如红色高棉时的柬埔寨）。米 奇尼克面对波兰人的崇高理想被贱价变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