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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生活习惯当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对象。前者的成员像 一个有机体的器官或细胞，各据其位，各司其职，有发号施令的大脑，有唯命是从 的手脚；而后者的成员在整体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竞争与流动的。
换言之，在哲人王时代，国家只有一个大脑，当这个大脑失灵，整个国家就会
出现“脑瘫”，无论多健康的肢体，都不得不为这个瘫痪的大脑付出僵死的代价。 专制社会最难解决的王位继承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骤然脑死亡后的改朝 换代。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脑，都可以自由思想。个体的 脑死亡，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甚至崩溃。因为国家之脑源源不断汇集了全体国 民的智慧。它是海纳百川的知识，而不是自上摊派的真理。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社会， 主张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一个篮子里，同样意味着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某个人的脑 子里。所谓思想共和国，就是一个有机会让各种思想互相抵达，同时又分散了思想 最坏的风险的知识共同体。
不久前，笔者与一位法国外交官聊天。言及对中国人的最深刻的印象，这位朋 友的回答是：当下许多中国人还不会独立思想，喜欢盲从，随大流。或许正是这个 原因，在近现代中国，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和倡导“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中国至今“奇货可居”，引领精神。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 言，中国将以两百年之功完成中国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大变革与大转型。笔者相信， 它同样需要一场漫长的关于知识与思考的革命，借此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思 想共和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 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
2005年1月28日，巴黎，米哈博桥畔
第一篇 法国往事
米哈博桥上的眼泪
三十而立，飘在巴黎。 新近搬了家，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十六区，右岸偏左。
初次见面，和其他法国朋友一样，房东太太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来法 国？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少自问。我的南开校友、戴思杰先生在他的成名作《巴尔 扎克与中国的小裁缝》中有很好的解释：一个小裁缝受到巴尔扎克书的影响，最后 走出天高文化远的小山村。它说明，文化无孔不入、魔力无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回想我这些年读过的书，无意有缘，大多都和法国文化有些渊源。因此，来到 法国继续学习，对我自己来说，并不意外。
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不是巴尔扎克，而是罗曼？罗兰。罗兰这样描述法式乌托邦 ： “世界安宁、博爱、在和平中进步、人权、天赋平等。”其实，我对法国怀有某种 情感，除了对这些大道理心存信念，还有一种近乎朴实的乡土之情——怀旧。在我 仰望未来浩瀚的星空时，同样深爱着承载现在与过去的大地。道理是，只要你站得 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
法国人的怀旧之情是举世无双的。有的电台就取名为 Nostalgie（怀旧）。怀 旧， 其实就是抚摸文明发黄的书页，怀念短暂一生的美好，它让人生与历史相逢，在眷 恋到心痛的回味中，穷尽过去与未来。所以普鲁斯特意味深长地说，天堂只在那些 已然逝去的日子里。
一个雨水涟涟的冬天，我在塞纳河边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第一次走进了奥赛 博物馆。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印象派的画，尤其钟情凡高的《向日葵》与《星空 》。 当我爬着楼梯，快要走向凡高的展厅时，想着这些年来痴心不改，在愿望即将实现 时忽然觉得愿望也疲惫不堪。手扶着楼梯，只是喃喃自语，“凡高，我来看你了！”
尽管在所有的藏品中，没有《向日葵》，也没有《婴孩》与《吃土豆的人们》， 但我却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晒场上的生命、自画像、星空与教堂。油画不是印刷品， 它是只能到现场看的，透过斑驳的画布、甚至已略显黯淡的色彩，你更可以看到无 尽的岁月沧桑与隔世的心灵抚慰。在这里，画框虽已陈旧不堪，却为我们细心保留 了文明的现场。
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生。在法国，流通于欧元之前的法郎纸币是值得追 忆的。
如今，无论是在大商场，还是跳蚤市场，除了欧元标价外，商人还会不厌其烦 地换算出法郎。那里栖息的不只是拿破仑与黎塞留的政治野心，更有自启蒙时代以 来思想巨子的人文之情——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 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法国人怀旧，其实更多的是怀人。
铜臭里飘着书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50法郎的纸币上看见圣埃克绪佩里与小王子，犹如第一
次在巴黎书店里看到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绢着法文“不要用眼睛，而是用心
灵看”的方巾以及绣着“Le Petit Prince”的金色狐狸与白色小绵羊时，我因此 明白一个民族是如何呵护一颗心的。它不像袁世凯，甫一“当选皇帝”，便心急火 燎将自己的脑袋铸成“大头”上了银元，以示“袁某人到此一游”，呵护一顶轮流 坐庄的帽子。
书香里飘着些什么？ 都是些故人名字。
在西岱岛旁，塞纳河两岸，排满了旧书摊。除了卖巴黎名胜的卡片与素描外， 大多都是近一两百年间的旧书。那是一些固定在河沿上的简易铁箱子。从市容上考 虑，这大概算是“私盖”或“官搭”，当被拆除。但很多年来，塞纳河边的旧书商 并没有被清理走。政府对文化之重视与宽容使塞纳河水也有了朗朗的书香。
法国出版社十分重视作者的名字（有时会占到封面的三分之一），而不是用花 里胡哨的书名，或忧国忧民担心你有了快感不喊；或“礼贤下体”，派“此处删去 下半身数两”的庄之蝶将你诱奸。在法国，性是自由的，以“力比多”来勾引读者
钱财的任务已交给了色情杂志或情趣商店的老板。出版商重视推出作者之名而非作 品之名，一方面推销并鼓励了作者，同时也让作者因此对自己的名字负道义之责， 不至于使小说家们集体“卖身献艺”。常有人文学者悲叹近代中国沦为“文化小国”， 究其根源，与国人重标签而非思想，重书名而轻作者，重市场而轻人心不无关系。 二十世纪后半叶，吾国剪刀加浆糊的学术武工队和著作装修队鱼贯而出，于是有了 书香不足、腋臭有余的虚假繁荣。
初到巴黎，我的索邦校友、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给了我很多关怀。对于中国， 他最痛心的是当下犬儒主义流行，冷漠与世故正在成为人们的护身符与安慰剂。几 个月前，陈先生在一篇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反思的特点不是思想的 高度，而是步履之维艰。”让我唏嘘不已。细想下来，中国所以沦为“文化小国”， 与吾民健忘、自卑或“自寻短见”亦不无关系。我们在制造天堂与将来时，却将过 去或手边的美好东西扔掉了。我们不但遗忘了过去，也正在遗忘现在。中国人常说， 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先与子孙，茶从来就是凉 的。就像黄宗羲、胡适、傅雷、顾准这些名字，只是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个淘书人 的脑子里，却从未在道路上见着。旧朝新朝，路牌上多半是一统天下的“事迹”， 却很少见到些民族精神的“人迹”。华族亿万，岂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再造 文明？
一个民族，不能只纪念一个人，否则它就被自我轻视。 文明的敌人是杀人放火，用秦始皇来解释就是焚书坑儒。联军火烧圆明园时，
中国人出奇地愤怒了。其实，自楚霸王以来，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放火，细算已有
两千年，并朝代相袭，因此有了阿 Q“先前也阔过”式的文明。如今，中国进入转 型期，也进入拆迁期，于无声处，许多“看不见的熊猫”正在消失，胡适先生“一 点一滴地改造”，悲哀地沦落为“一点一滴地毁灭”。记得在国内时，有次拜访法国
《解放报》的驻京记者韩石先生，当时他正准备搬家，因为他租用的四合院要拆了， 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对于忙着多快好省搞建设的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答案在我 的巴黎同学阿兰的嘴里，“如果你拆光了你们文明的四合院，复制一个赝品的巴黎， 巴黎若有知，巴黎也会愤怒。”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继往开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文明延续的金科玉律 。 没有过去、无视将来的消费者文明，其实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的文明。有个道理是， 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 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字 。 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我想，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有点“祖先崇拜”的。只是，前者不是家族 之爱，而是人类之爱；不是血缘之爱，而是智慧之爱。一个弥漫书香的民族，爱它 的祖先，用他们光荣的名字温暖一座城市；爱它的子孙，为他们呵护过去与现在的 一切人与物；爱他们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甘于辛勤、奋斗一生，最后可以温暖 地死去。
飘在巴黎，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今夜我无心睡眠，踏过布热约街没足的梧桐 树叶，独自倚在米哈博桥上，我竟又一次流下泪水，为了一座桥，一条河，一首诗 。
诗的名字就叫《米哈博桥》（Le pont Mirabeau），是短命的天才诗人阿波利奈 尔？吉洛姆写的，如今它被刻在米哈博桥头：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ès la p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米哈博桥下，塞纳河流淌， 我们的爱，
是否值得萦心怀 但知苦尽终有甘来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在这里，我不只是我自己，我是一切人。日子走了，我还在；河水走了，桥还 在。阵阵西风之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2003年深秋，巴黎米哈博桥畔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乡愁
乡愁是一种高贵的人类情感。周国平先生曾经撰文，称“城市不是乡愁的产地， 城市只是埋葬乡愁的坟场……因为乡愁萌芽在朴素的地方，乡愁生发在辽阔的原
野 。”在我领略了巴黎之美后深信这不过是一种偏见。 对一座城市怀有“乡愁”（nos－talgie），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中文语境中，
乡愁多关乎乡土、乡情，城市实际上被无情地抛在一边。然而，从希腊词源上说， 乡 愁（“nostos”＋“algie”）并不局限于思乡之情，它是一种对过去的无名的疼惜， 城市故土自然也包括其中。时至今日，乡愁语义更有拓展，它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 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
城市可以诗意地栖居，城市也有乡愁。早在上世纪初，徐志摩便表达了自己对 于一座城市浓得竟也化解不开的乡愁———“到过巴黎的人，从此不再希罕天堂”。 无疑，巴黎的惊世之美，在于它穷尽时空之维。它向世界开放，容纳各种文化；它 跨越千年，为历史保留现场。在这里，即使是一座其貌不扬的普通民宅，也难免有 两三百年的历史，更别说那些中世纪以前的建筑，以及无数承载历史、以人名或事 件命名的道路与广场。
建设一座城市，首先要知道如何保卫这座城市，否则就会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 捉襟见肘与得不偿失。如有建筑家所批评，中国的城市建设忽视城市生存品质、文 化内涵和历史魅力，文化与历史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一座失去记忆的城 市，从此淡漠了乡愁。与大地山川承载记忆不同的是，城市成了浮世不安与居无定
所的象征。
无疑，“集体失忆”是今日中国改天换地般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悲 哀。这种对历史的忽略、对记忆的摧残与中国独一无二的“拆迁逻辑/文化”密切 相关。
随着城市改造的扩大，各种利益的卷入，拆迁今日已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关 系到社会稳定。然而，如果将“拆迁”二字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我们不难窥 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的大脉络———几千年来中国人命运多艰辛劳苦，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因为受累于拆迁政治与拆迁文化，受累于“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倒错以 及一代代互相拆迁下去的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