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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国-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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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抱一:对西方中国仍停留在科技上的大吸收上。假如没有精神上的激变与提升 , 没有制度保障,社会危机还是非常大的。贪污舞弊丛生,社会不公正扩大,这些 危机都是从流弊中来的。事实上,康德和孔子都讲过,真正的道德要求是思考以 后得来的,而不是外加的一个。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在深思之后获得的。所以, 道德的信条不是外加的,假如我们的社会金钱主义流行,惟一能维持社会秩序的 , 是外加的规律与道德,没有经过个体内心思考这个过程,这样社会必然会有大的 危机。
六。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另一种解读 熊培云:一直以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淹灭入侵的“外族文明”,是
不是因为我们的臣民文化与奴性传统在起作用。不久前,法德电视台中法文化年
专题节目里播放了中国缠足的历史,也做了些反思。


程抱一:中国文化里所以有奴性,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真正的二,就像我刚才说的 , 为了追求和谐,忽略了主体。所谓的二元论,只是一个吞并另一个。这样的二只 会回归到一,更不会产生真正的三。入侵者沿袭中原旧制,因为就管理臣民而言 , 没有比这一套制度更好用的了。
 







七。 什么是真正的对话?


熊培云:去年除夕,正好 RER 线部分罢工,在站台上与一位老巴黎聊天,我想讲 点抱怨的话。猝不及防的是,这位朋友知道我来自中国便满嘴跑坦克,勾引我回 忆那个兵临城下的年代。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大团圆无数,而历史却几乎全是悲 剧,只在悲剧中团圆,“初闻涕泪满衣裳”。

在法国,我们看到对话、辩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譬如朱佩被判 刑,媒体立刻有了讨论。去年,法国卫生局长 Lucien Abenha? m 因为热死人的事 件引咎辞职,数月后出了本书,就此事件进行了检讨,这种官场文化是很值得中 国人学习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有官场,无文化,有技术,无科学,书里讲马 克思,书外讲马基亚韦利。在西方,沙龙也比较多。希拉克一直在号召政府与社 会各界加强对话,您认为对话二字,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程抱一:必须要有对话,积极地对话。你和我谈话,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学到 什么东西。相反,辨论、对话,是在绝对自由的状况下的主际对话,我们之间所 产生的东西永远是高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三,首先是二的关系。我们对话,假 如都有诚意,绝对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对话之前,好的东西各自藏着, 对话之后,好的东西不但发挥出来,而且可能会发生质变。一个人身上有着绝对 的真,但要通过真与真的交往、交汇,才能达到提升的地步。创造者也一样。我 写小说,贝多芬写音乐,凡高画画,都是在与天地对话。真与美都是在交往的状 况下达到更高的境界。只有这个境界我才会心悦诚服,因为它是从我这里出发, 又高于我本身。真正的美,只有在主际之间才能被启示出来,才具有直正的价值 , 所以二是十分必要的。民主制度与法治即是保持这个二。中国现在也讲法制,由 于立法与执行没有分开,仍是一,没有二。二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面对。不管是 从科学、道德、思想、哲学,还是从社会制度上讲,二都是必要的。目前中国基 本上是朝这个方向走,怎么走,是个时间与代价的问题。
八。 中国怎样对话世界? 熊培云:历史上所有的文明兴替,都与其同外界的对话程度和方法有关。回顾中
国近现代历史,以闭关自守追求和谐所得教训不可不谓惨痛。如今,“后殖民主
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词语渐渐唤起各国对“软霸权”的警觉。法国汉学家 弗朗索瓦.于连曾向中国知识界呼吁,中国知识界应该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 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不能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否则中国思想传 统将会被西方概念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 的上升,国内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新浪潮。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在对话中面 对传统与世界?


程抱一:当选法兰西院士后,当我走在街上,常有法国人突然把车停下来,向我 问好,说法国为你骄傲。我当时有些迷惑,后来知道骄傲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们 为自己国家接纳了远来的人骄傲,二是为自己的文化能吸收了他人带来的精华而 骄傲。于是我想,一个人与一种文化的伟大,是以它的开放性来衡量的,而不是 保护僵死的国宝的问题。法国有成语讲,如果蛹只知道照镜子,永远不能成为蝴 蝶。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只能通过不断地交流才能产生,若是自己在房子里照镜
 







子,永远也不能超越。很多人以为,受外来的影响会失去自己的灵魂,这种担心 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相反,只有更丰富自己的灵魂才 有意义,否则,它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比如你和一位西方圣者谈话,怎么会失去 你自己的灵魂呢,相反他的光照只能发扬你生命中最好的方面。如果你身上有点 光的话,也只会发扬他身上最优良的一部分。如上面所说,只要这种对话是平等 的,我们便能获得对方最好的东西。如果没有那种高度交流,我们可能不知道什 么是自己优良的一部分,甚至会把卑下的一部分当作最好的。我们只有从那种本 身具有高度要求的眼光中,才能看出自己境界最高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我和西方对话,一是不要有限制,二是要和最高层次对话。中国 的文化,在我和西方对话过程中,只会得到发扬,绝不会减灭。灵魂、民族魂绝 不会因为对话而失去,中国文化达到最灿烂的时候,是跟佛教交结后取得的。
九。 复兴与危机 熊培云:2003年,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中国参与型民众改造社会的热情与积极
作用已初现端倪,公共知识分子也逐渐找回其社会担当的角色,您对国内知识分
子之于中国未来有何评价?本世纪中华文明复兴是否可能?


程抱一:指望很高。1998年,我回国一个月,一直在北大讲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 思潮。我感觉国内对新东西很敏感。许多抽象的名词,他们都能理解。应该说, 中国文化有一种潜力,也有一种吸收力。只要愿意做,还是能把西方好东西搬来 的,中华文明复兴完全可能。但也有问题,比如现在有些艺术家,到了西方后, 说还搞什么文艺复兴,你画几笔不就可以了。我说你一定要在意大利去看,那是 源头。中西交流,若只追求快熟可用,得到的可能是最庸俗、最下层的一部分东 西。就像外国人买中国书法,一团糟,什么都要,因为他们本来也看不懂。


熊培云:是不是说西方也在堕落?譬如说去年夏天法国热死老人的灾难,一定程 度上也与家庭伦理危机有关,老人的生活全丢给了社会与福利,子女们都忙着罢 工和度假了。


程抱一:目前西方也处于堕落的状态,但西方底子大,虽然价值混乱,神圣和高 贵的东西还在,至少还没有堕落到破产的地步。因为它也有危机,所以,各种文 明之间互相发掘很重要。应该说,西方交换时,很理智,知道哪些要学习,哪些 要发扬。比如巴黎最近的孔子展览,西方人看到,啊,原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伦理,但警省之后,并非完全拿来主义,而是尽可能从自己文化中去发现。我们 的优良传统被抛在一边,有些东西应该把它拿回来。中国神圣的东西没有了,从 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现在已没有东西可以替代,这是一个危机。此外,现在许多 工程和生产没有权力制约,难免将来也会有物质危机。

最后要说的是,不管什么事,都要经过一个人去做。对真理与美恶的思考, 都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的。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到了时候,总会显 现出来。比如玄奘,此前也有很多人去印度,没弄出什么东西,可是到了他,时 候到了,也由于他的毅力,就行了。
 







熊培云:平平淡淡地生活,一天一天地殉道。但凡坚定一个信念,一代代努力, 中国必得幸福自由。

2004年初春 记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大时代,大外交——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


吴建民,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国际展览局主席。本次访谈的主题 是《大时代,大外交》。


无疑,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小而言之,中国正 在从一个惟政治马首是瞻的单向度国家走向崇尚经济、文化与生活的多维体国家; 大而言之,顺应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潮流,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一个开放的 社会,通过政治或非政治的路径救赎不尽人意的政治与体制。正因为如此,“改革
→开放”及接踵而来的“开放→改革”赋予了“开放”二字超乎寻常的划时代意义 。


如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先生在接受笔者访问时所说,世界已经完结,我们已无可 以征服的土地,每个国家都必须学会合作,谈判应该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我们必 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在共同利益中观照人类 的整体命运。二十一世纪,当生态危机一次次为人类敲响警钟,当“全球治理”的 观念开始步入世界性论坛与公共课堂,当人们渐渐认同人权超越主权的至高无上的 价值,近代以降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民族国家”概念也将重新寻找意义,并与中国 “天下主义”诸传统遥相呼应。国家与政治观念的转型,将让我们见证一个伟大时 代的到来,见证一个在逆境中求生、在和平中崛起,与世界同舟共济、践行共生主 义的新新中国的到来。


大时代,当有大外交。今日中国之大外交,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建设 性、全方位的外交。它注定要告别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走向和解,它不再受制于 某个空洞的关于幸福或仇恨的概念与想象,也不追求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以点滴 改造为精神指引,以增进民众福祉为基本价值。凡一切可以改造的,交给对话,凡 一切不可以改造的,交给时间。


以上种种,是笔者与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对话的重要时 代背景。
告别“小外交” 熊培云:十年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写了本书《Diplomacy》,讲述 自十
七世纪黎塞留以来的世界外交,其主线是既不相信制度,也不相信人性,而是相信
力量的均衡,相信每个国家充分自利可以达到某种和谐。基辛格由此在书中强调要 以现实的国家利益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来搞外交。有意思的是,这本原意为《外交 》 的英文书汉译为《大外交》。在您看来,如果有“大外交”,什么是“大外交”?
 







吴建民:在我看来,外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外交”,一种是“大外交”。 小外交是我们通常讲的政治外交,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一切外交行为皆以政治为 中心;相反,大外交意义广泛,视野开阔。我们看到,世界在前进,中国也在不断 发展,传统的一元的政治外交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当前的形势。大外交说到底就是拓 展一个国家的外交领域与外交资源,让外交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还要服务于经济、 文化、科技、军事以及新闻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外交都可归类为大外交。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国际关系,也可以视为 人际关系。今日中国的外交环境前所未有,是个黄金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外交舞台大。中国曾经领先世界很多年,但是外交舞台从没有今天这样广阔 。
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60个左右,1979年,116个,现在达到了160多 个 , 那些尚未建交的,只是对中国还不够了解;其次,外交影响大。外交就是交流,有 交流才有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外交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其作用怎么估计也不算 高。外资涌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04年中国外贸总额为1。1 万亿美元,GDP1。6万亿美元,外交搞得好,内政也受益;再次,外部世界需要中国 。
2004年中国出境总人数不到3000万,入境总人数则近一亿。这些数据表明世界需要 中国,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性加大。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相当长时期里,中 国外交多有沉默,不表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不只是因 为中国认为有必要参加,而且外部世界也坚持中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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