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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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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胡适的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难发现,20世纪萨特与阿隆在法国的对立与发生在中 国的胡适鲁迅之争异曲同工。今日法国,人们渐渐告别了萨特,重拾阿隆之路,如 同胡适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认同。

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萨特的时代,但是,当时的中国版萨特也并不完整 , 甚至充满了悖论。当中国人终于走出“文革”的冰天雪地,开始欢呼“解冻”、抚 平“伤痕”时,填补了国人精神虚无主义的萨特几乎成为个体精神解放的一种象征 , “存在主义”成为年轻人推崇的思想时尚,其倡导的“人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顺应时势,深获民心。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位“因外斜视而视野开阔”的烟斗 知识分子,站在法兰西的自由土地上讴歌中国史无前例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关 于这段往事,法国汉学家高达乐曾经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据说萨特当时并非不 了解“文革”的“负面性”,但出于“大街政治”及其思想影响力的考虑而没有向 法国人道破。萨特不但屡次撰文讴歌“文革”,如同他赞扬苏联人拥有“批评一切 的自由”,而且还以种种理由禁止反对意见在他主持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如果 说为人诟病的罗曼?罗兰拒绝公开《莫斯科日记》代表一种艰难的沉默,那作为杂 志主编的萨特对他者的禁声则代表一种基于信仰与绝对真理的专制。

萨特的存在主义名言是,“他人即地狱”。1944年,萨特推出独幕剧《禁闭》, 该剧后来被奉为西方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剧本场景设计在“地狱”之中,此“地 狱”不过是个平常人家的房间。短剧将“彼岸”的地狱置换到“此岸”。萨特说, 他人的存在是自己存在的参照,这种参照使人备受折磨,因此他人就是地狱。倘无 基于他者的价值参照,人就不必时时拷问自己。1964年萨特以“不接受官方的任何 荣誉”、“不愿意被体制化”为由拒绝了诺贝尔奖当局的“评价地狱”。然而,如上 所述,萨特脱离真实的世界,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与力量,远离阿隆所赞扬的朴素 与常识,终于跌入了“真理在手”及其“思想大师”的地狱。

萨特曾经感慨存在主义的困境,“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萨特死后留给人们一 个追问是:参与型知识分子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知识,抑或兼而有之?直至今日, 我们仍能看见许多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他希望人人能独立自由 地思考,抉择自己的人生与价值,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在广场上充当领袖与将军, 在欢呼声中背离对知识的虔诚信仰,从此不再目光明亮。





汉字与国运

月皓云瀚,汉字江河流淌。 相信每位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读到汉字时感觉都是暖洋洋的,那时你像是
历尽艰辛,终于爬出密林瀚漠,于恍惚间见到了父老乡亲。

然而,我在法国读到第一个汉字时,感觉更多的却是荒诞。 当时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住进朋友安排的一家宾馆里。在这里,我看见了
 







“父老乡亲”,第一个汉字——那是“爱”。它不是贴在墙上,也不是印在书里,而 是以文(明之)身抖动在猛男的一瓣屁股上——猛男正在荧屏里面“间歇性抽搐”。 这是法国成人电视节目里的一个镜头,我感觉“乡亲们”被糟蹋了。


好在法国人民明察秋毫,这毕竟是个精致的国家,没将汉字之“爱”如此“做 掉”。更多的时候,汉字在异乡的境遇还是好的。我曾在法国西部小城的一家旧书 店里见到一幅标准的中国字—— “书香”,挂在书店已近斑驳的墙壁上。旁边落的 白 是 :“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去年冬天,我随团参观大西洋边一个 村庄的教堂,没想到与汉字亦有番奇遇。接待我们的乡村牧师神情肃穆地站在台上, 单手悬开一轴书法,上面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 人感慨不已。


我住在一幢公寓里,邻居里有位叫 DUC 的越南教授,中文名字叫“德”,我们 时常在一起聊天,DUC 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意。起初他甚至教我说几句越南话,但 很快,DUC 便少了热情,DUC 说其实他并不喜欢越南文字。那是一堆用拉丁字母、 部分汉语读音以及几个注音符号七拼八凑出来的文字,无论是和中文还是西文相 比,都显得捉襟见肘。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发明了自己的“字喃”,后受法国 殖民者的影响,将文字彻底拉丁化,因此有了这“四不象”(法语、汉语、字喃、 拉丁语)文字。

布朗夏尔是我认识的一个布列塔尼族小伙,我们曾聊过《别再死了,语 言 !》
(Halte à la mort des langues!)一 书 ,当时他近乎哀叹地摇头——世界正以每 年消失25种语言的速度(该书观点)走向“文明一体化”,布朗夏尔相信15年后布 列塔尼语也在劫难逃 ;同样悲哀的是,法语在挤逼布列塔尼语的同时,未来也可能 会“在英语文化的强大攻势下走投无路”。空前的文明兼并,阳光下可见的弱肉强 食的水印,在整合世界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失去许多色彩斑斓的东西,直至人类文 明的丛林里只剩下一种讲英文的动物。自十九世纪以来,英语就是这样,在推进世 界文明进程的同时,它也扮演了“语言断头台”的角色。法国人所以恨英语文化, 既是世仇,也源于英美今天的咄咄逼人的优势。


和布朗夏尔一样,我的不少法国朋友对中国文化都十分感兴趣,比如中国结艺 、 剪纸、京剧脸谱,当然也包括汉字。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东方之所以神秘,和汉字 不无渊源。这些像“被刀耕火种出来的”方块字,每一枚散发着原始绘画与图腾的 气息。一位名叫马奥尔的法国男孩,见到我时常会掏出一个小本儿,让我教他习汉 字。每次看他写中国字,我都难免会笑出声来。确切地说,他是在画汉字,像学素 描,讲究“三停五眼”。听我说普通中国人能认几千个汉字时,他吓得半天没合上 嘴。他大概在想,东方人的脑子的确神秘伟大,黑发之下竟然藏了那么多幅图案而 不混乱。


当然,真爱汉字的还是中国人,那是一种融于血液的热爱,而不只是出于文化 上的好恶或实用的考量。一位来自沈阳的留学生朋友,听我背了句席慕蓉的“渡口 船头风里翻飞的裙裳”,欢欣难抑,旋即将它写在黑板上,然后站在一边,浩叹汉 字意韵之美。当时的情形让我一生难忘——他双手近乎掬着了“裙裳”二字,像圣?埃 克绪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呵护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那一刻我相信,对于大多
 







数中国人来说,每个汉字都是和狐狸一样可以被“驯养”的,而不止于唐诗宋词的 意境之美——世界大概还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可以供人享受人生。 近几年在网上看新闻,时常会读到一些让我欢欣鼓舞的文字,世界经济“中国一枝 独秀”,欧洲流行“汉语托福”,美国兴起了“中文热”,大家嚷着“你 好 !”到中国 搞投资……洋子洋孙们不知道,当年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惟一没能抢走的,大概 就是汉字了。他们更想像不到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汉字险些被中国人自己 “刨个坑儿给埋了”。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我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 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 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 没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 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 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 须( 以 ) 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 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 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 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 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 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 的 地 步 :“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 拉丁文字是印有 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 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 作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 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我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 髦时有多么疯颠。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 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 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 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 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 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 “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 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 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 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 体西用”的案例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 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 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 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 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金贵的一面。





做蝴蝶,还是做蚊子?


平安夜刚过。有媒体称圣诞节已经成为中国的民间节日。中国社会调查所近期 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一定会过圣诞节,而明 确表示不会的只有9。2%。部分学者因此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倡议 奋起保卫。在我看来,这个呼吁未免有些唐突。


首先,因为中国并没有国产的圣诞节,所以要保卫的客体几乎无从谈起。道理 同下:没有阳具,推销避孕套就是多此一举。有人翻箱倒柜,找出灶王爷,拿灶台 当烟囱,说灶王爷就是中国的圣诞老爷。于是让灶王爷与圣诞老人在天上单挑,以 捍卫灶王爷的神权。如此势不两立,将圣诞老人在精神领域的伟大内涵简化为一个 彻头彻尾的宗教贩子。这种简约主义无疑是荒唐的。若以宗教线性来思维,公元纪 年早该驱逐出境。公元纪年通行于中国的道理很简单——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 看,基督纪年不过是个便于流通的公共产品。而在中国的纪年传统里,找不出一个 可以普世的民族品牌。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推倒重来。汉武 帝以后,皇上为了开辟政治新篇章,在位时要注册若干吉祥如意的马甲作为年号, 不厌其烦地让史官跟在后面做加法。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批评中国历史上少数目字 管理,纪元概莫能外。这种纪年的方法着实委琐不堪,皇帝老儿不但占有了天下无 双的沃土良田,还把中国宝贵的历史光阴割裂成一段一段的文明碎片。同样值得一 提的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和中国人过年压岁的文化意涵是不同的。给压岁钱是中国 宗族文化里的纵向的血源关怀,而不是横向的普世关怀。圣诞老人的关怀是快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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