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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战，四个月歼敌19万5千余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长江、淮河、汉水之间的新的中原解放区，把南线敌军总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调动和吸引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再看“充分发动群众”。据当时在野战军二纵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的江川等回忆，在开创豫皖苏新区时，开始由于缺乏经验，政策观念淡薄，有些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群众发动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在土改中出现分给群众的粮食、浮财，群众不敢要，白天分了，夜晚又偷偷地送还地主老财；有的地方还不分阶级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造成混乱，甚至连基本群众也疏远工作队。邓小平得知这些情况，立即指示说：“由于一些同志对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把握不住，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产生急躁情绪，在阶级划分上所提出的‘贫雇农路线’本身就不够准确，在实际斗争中又出现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而将富农划为地主，其结果使贫雇农孤立起来，易受摧残，使广大贫雇农也不敢起来与恶霸地主作斗争。”于是，他坚决地表示说：“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纠正。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脱离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孤立了自己。”随后，邓小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确切情况，并建议在新解放区，在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以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解放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
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毛泽东还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
“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希望你对凡你处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可见，邓小平在大别山的工作是多么实事求是，多么正确果断！毛泽东对邓小平又是多么赞赏，多么信任！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批示，新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转变，普遍实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局面很快打开了，广大群众积极支前生产、参军参战，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新区由此成为野战军实施战略反攻的新基地。
1948年初，邓小平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几十年后，邓小平同二野老同志回顾当年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时，说：
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毛泽东曾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他说：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一两天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电文，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消息，邓小平就显得坐卧不安。对此，曾在邓身边工作的段君毅、刘子久回忆说：
一次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后，他竟破例请我们喝酒。问及原因，邓小平笑答：“我们已经三天没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了，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祝酒。”
当时，毛泽东撤离延安，辗转在陕北大山；邓小平南渡黄河，千里进军大别山。人分两地，天各一方。毛泽东担心邓小平能否在大别山站稳，邓小平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焦虑，可见毛、邓之间的亲密之情。
“于细微处见精神”，真是战友情深，同志义长啊！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31节 战略思想
邓小平说：“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序幕。
这一战略举措，自何而来？
对此，邓小平是这样认为的：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没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是做不出这样的决定的。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邓小平的话，是切合实际的肺腑之言！
没有伟大的战略思想，就没有伟大的战略行动。
没有伟大的战略家，就没有伟大的战略思想。
没有统帅、战略家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就没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千里决胜！
毛泽东作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战略决策，是在1947年7月23日党中央“小河村会议”结束这一天。
“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根据时局提出了“刘邓经略中原”的构想和部署，但具体战略目标并未确定。在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之前，毛泽东几次电示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内线作战，大别山只是进攻目标之一。如：
1946年7月13日（“小河村会议”一年前），毛泽东致电中原军电示：“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这个电文将夺取信阳、大别山等地作为刘邓大军等“内线作战部队”机动经略的目标之一。
194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致中原局电文中称：“我们计划在今后四至六个月内再歼敌二十个旅左右，便可粉碎此次国民党大举进攻并获得向中原发展之可能性。如果我能再歼敌二十个旅，则我刘邓军必可渡新黄河向南阳、信阳之线发展，我华中军及山东军之一部必可向大别山发展，到那时便可和你们直接配合作战。”
此电也提到了“向大别山发展”，但不是给刘邓军的任务，而是华中军、山东军的发展目标。
1947年7月初刘邓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业已成熟。这时，毛泽东对整个战略部署已有新的考虑，决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确定战略方针。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陈赓等人。会议确定了主力出击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歼灭国民党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年打倒蒋介石”的构想。
小河村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刘邓：
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在这个电文中，毛泽东正式确定和提出了刘邓野战军“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和目标。
小河村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战略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后，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构想和决策，调整了军事部署，决定陈、谢集团归刘邓指挥，其主要任务由配合彭、习夺取西北改为协助刘邓经略中原；陈粟集团由山东战场作战转变为配合刘邓进军大别山。粟裕认为：“显然，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
这样，我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就形成了刘邓、陈谢、陈粟三军挺进中原的“品”字型格局，外线作战部署就绪。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屡电刘邓，予以指导。如：1947年8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对我军南进的三点意见》：
有三点请你们斟酌：
（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在刘邓“认为可行”时，毛泽东要刘邓将上述三点告知陈粟等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毛泽东在这个电文中，指示刘邓大军南进大别山时，要注意休息、避免打大仗，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指示之具体，关切之细微，战友之深情，皆溢于言表矣！
由上可见，邓小平所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是多么确切，多么真诚！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32节 毛泽东“完全同意”中原局第一书记
邓小平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请示报告1947年12月中旬，刘邓大军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豫陕鄂，调动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敌军主力回援的战略目标，并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实现了毛泽东预计的第三种可能。
中原战局的变化，使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蒋介石改变战略，决心与中共争夺中原，重点首先是大别山。蒋介石调集33个旅的重兵，由白崇禧统领，大规模地围攻大别山。
如何粉碎敌人的重兵围攻？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刘邓分开，邓小平率前方指挥部留在大别山指挥游击战争；刘伯承率部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向桐柏一带实施战略展开。
12月10日夜晚，刘邓在王家湾分开。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后来邓小平谈到二野这段历史时，曾这样回忆说：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邓小平率部坚持内线斗争，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我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1948年2月24日，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邓小平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区，同刘伯承在安徽临泉地区会合。
这时，蒋介石加强了中原防御体系，调集白崇禧、顾祝同、胡宗南三员大将，统率86个旅66万人马布防中原。在中原地区的刘邓野战军共50个旅35万人马，与蒋军抗衡、对峙。
1948年春，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工作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区，由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