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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当八大的政治报告写出初稿后，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15日、19日，又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7月23日到北戴河后，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修改，并多次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8月20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倾注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对政治报告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作者考证统计，经毛泽东修改的就有21份。
政治报告经毛泽东修改最后敲定后，毛泽东又宣布“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党的八大召开以前，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中组部长，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八大筹备工作中许多日常工作的重任。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统筹兼顾，日理万机，圆满地完成了八大预定的各项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召开前的预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阐述了以下事项：（一）大会的日程；（二）大会的规则；（三）预备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四）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五）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候选人的提名；（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在报告中对上述各项问题所提出的意见。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了。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秘书长。
大会秘书长是一个至关重要又极为繁忙的实职，只有公认的实干家才能胜任。中共六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均为资深革命家、实干家，党内的“骆驼”。邓小平出任八大秘书长，足见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影响！
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邓小平主持大会秘书处，脚踏实地，胸怀全局，果断周密，有条不紊，保证了大会的正常运转和顺利进行。
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经济报告之后，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学说，结合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运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了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为精辟而又切合实际。未料，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成了邓小平“反毛”的“罪证”，这是后话。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
9月28日，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从此，52岁的邓小平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核心，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除了他个人的功绩外，还有赖于毛泽东的荐举。
在八大开幕前夕，中央决策层在酝酿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就提出设中央书记处，作为党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并提议由邓小平出任总书记。
9月13日，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集中谈了中央领导班子设置的构想。他说：
“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同志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还谈到党内的“少壮派”。他说：
“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当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为总书记时，邓小平谦逊地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听了，又说：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邓）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邓）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的这席话，情真意切，客观公正。他一连讲了“六个比较”：比较公道，比较厚道，比较周到，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其领袖之风，战友之情，荐才之心，溢于言表。毛泽东凭借他对邓小平几十年的观察、了解、接触、使用，向全党对邓小平作了郑重的荐举，并推举其出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是党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党的八大以后，总书记上任了。
从此，邓小平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为标志，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4节 邓小平在八大后的治国创见
党的八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八大之后，全国人民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这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商讨国事的机会更多了，这使他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实际问题。他在这一时期的几年领导工作中，根据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对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进行了战略上的思考，切中时弊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不失为治国创见。
这些治国创见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提出的“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说：“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他还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邓小平还指出：“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是不是可以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是极为深刻，极有预见性的，后来党和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所犯的“大错误”，所栽的“大跟头”，完全印证了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执政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在1957年4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