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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时，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比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同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时，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同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十三陵水库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并且提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五条措施。不久，这五条内容被写进《九评》。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中国一定要出修正主义？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同年1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直接点了刘少奇、邓小平，气冲冲地指着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毛泽东的这一席话，说得很重，很难听，既将了刘少奇，又敲了邓小平，可见毛泽东与刘、邓已有了较深的隔阂。
从1964年12月中旬到196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当面、公开的意见冲突。
分歧和冲突，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矛盾的性质和定位的不同认识上。在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中，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矛盾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的。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这种提法，认为：既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毛、刘双方发生争执，气氛甚为紧张。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一开始就说：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
“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从1970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很清楚了。
斯诺问：“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答：“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965年10月间，毛泽东开始提出：“要准备造反”，付诸行动，造修正主义的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同有关领导人谈话中，几次插话说：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5月，毛泽东在审定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时，特意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话在党内外立刻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议论纷纷。
毛泽东说的是“他们”，而不是“他”。
除刘少奇之外，还有谁呢？显然，人们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和刘少奇走得较近。
毛泽东说的，“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这“几个大人”，当然首推刘、邓。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人们意想不到的异常猛烈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4节 批邓
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年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邓小平落难了。那么，毛、邓的裂缝究竟源于什么呢？
毛泽东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诞辰。这一天，老人家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接着，毛泽东就谈形势和政策，批评了“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 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里是暗批刘少奇了）。与此同时，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批邓，而且话说得很重，搞“独立王国”！
未料，两天后（即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批了刘、邓，而且动了肝火。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邓小平负责组织、筹办的。他考虑到这是个一般性的会议，毛泽东已退出一线，身体又不太好，按照当时的惯例，就出于好意劝毛泽东不必参加。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参加会议，而且手持《宪法》和《党章》到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气愤地说：
“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让我讲话（指刘少奇）。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了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霎时间，会议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刘、邓以及与会同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毛泽东发脾气了，表明毛与刘、邓之间的思想隔膜阂公开化了。会后，有几位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不该插话，对毛主席不够尊重。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作了检讨，但毛泽东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对他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分歧问题。
此时的邓小平，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局势的发展，让邓小平备感忧虑。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同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精心策划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6年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开始“造神”，竭力神化毛泽东，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随后《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永远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论，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邓小平看后，感到不对劲。《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指示，发表了三篇社论予以辩正。结果，《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无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亲笔在通知中加了一段话，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显然，这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感与敌视感日益加重！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不久，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一次谈话中又说道：“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5节 毛泽东的惊世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在杭州、武汉、韶山滴水洞休养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王力、关锋等炮制了《吹呼北大的一张大学报》的评论员文章。于是，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一哄而起，掀起了揪斗“黑帮”的狂潮，许多党组织陷于被动和瘫痪状态。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等大、中学校领导运动，以便控制局势的发展，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一举措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是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传统，邓小平又专程飞往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请示过，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可是，当毛泽东休养一段时间后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时，根据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片面汇报，就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坏作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之很快地撤销了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法，“不大清楚，不大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在工作组的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掉进了“陷阱”之中。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在严厉指责刘、邓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时，开始酝酿新的战略部署。他觉得，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深层次的全面发动。
于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