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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深层次的全面发动。
于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中央全会，与过去的中央全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异常之处。与会人员中，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有中央局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的造反派代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又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显然，毛泽东已把代表中央派工作组的刘、邓看成“牛鬼蛇神”了！
8月5日，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刘少奇、邓小平摊牌了！
这张大字报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张大字报表明：毛泽东已正式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了，已下决心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了！
毛泽东在“搞掉”刘少奇的同时，为什么连邓小平也要“炮打”呢？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是“炮打司令部”，当然不仅仅是炮打刘少奇一个人。这“司令部”，含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个“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目人物，除刘少奇外，当然就算邓小平了。自从1962年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以来，毛泽东就开始对邓小平产生不满。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讲党内“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话，毛泽东是不无介意的。邓小平那么热心“干部的甄别平反”，毛泽东也颇有微词。还有什么“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毛泽东更是觉得刺耳。从这些不满出发，毛泽东开始指责邓小平不大听话，搞“独立王国”，“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敬鬼神而远之”，觉得邓小平在思想、观点上同刘少奇走得很近，在工作组问题上又和刘少奇一唱一和，“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于是，毛泽东下决心把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政治上“搞掉”是很自然的事情。
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
“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被保留在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上，但随后不久就被林彪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排位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代刘少奇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共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就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从副主席名单中销声匿迹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继五一六通知 以后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标志。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6节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
1967年元旦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抄了邓小平的家。据毛毛回忆所述：“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声讨刘、邓、陶的“罪行”。是日下午，中南海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指挥，分别批斗了刘少奇与王光美、邓小平与卓琳、陶铸与曾志夫妇。
中南海里有一所宅院叫含秀轩，里面居住着一位“含秀”的伟人。他，就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含秀轩里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党和国家操劳了十多年。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这里竟变成他接受批斗和被监管的地方，而且一管就是三年！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1967年初，父亲被正式地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我们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斗之后，又被软禁了。举国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那时的政治空气，真是紧张而又疯狂。
一个外国友人叫理查德·伊文思（前英国驻中国大使），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传》中写道：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到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先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有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批斗会后不久，邓小平一家被撵出中南海，安排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院子里，给了两间房子，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和中办“犯错误”的家属住在一起。邓小平一家在方壶斋“过着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每天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厕，拿粮票到粮店买粮，拿本子到煤厂买煤……
1968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在高压下写了一份26500字的《我的自述》，回忆和概述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检讨了自己在“文革”初期的“错误”，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并请求中央“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邓小平的政治命运跌入谷底的标志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全会是在1968年10月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为会议定了个“主基调”，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根据这个“调子”，围攻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
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江青一伙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当时，在全会通过时，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个人没有举手。
与此同时，全会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手续。
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7节 毛泽东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
毛泽东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拆开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
当时，在全会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又鼓噪要“开除邓小平党籍”。一时，甚嚣尘上。
对此，毛泽东没有同意。
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的这“几句好话”平息了将邓小平“开除”党籍的狂潮。
毛泽东既然抛弃了邓小平，为什么又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呢？
这大概是有所区别吧。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决心早已下定。至于要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胡乱妄为的。江青一伙揣摩了毛泽东的心理，采取极为卑劣的手法，逼取了几个断了脊梁骨的人的口供，炮制了关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一时蒙蔽了领袖。毛泽东对刘少奇一段时间的历史不甚清楚。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历史太清楚了。从八七会议到百色起义，从中央苏区到延安，从大别山到淮海战役，从党的八大到出访苏联，邓小平不仅历史清白，而且战功赫赫，勋劳卓著！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邓小平的“错误”、“罪行”，无非是邓小平支持过“包产到户”，反对过“个人迷信”，不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外，再也找不到更多的“罪行”来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因此，在毛泽东的眼里，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所区别的，不可同日而语。当林彪、江青一伙鼓噪得很厉害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邓小平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邓小平的党籍算是保住了，这对以后的重新启用还是有益处的。
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把刘、邓拆开来”。他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把刘、邓拆开来。”
“把刘、邓拆开来”——此话一言九鼎，含意很深，直接影响、决定着刘、邓个人的生死前途！
后来，邓小平在回忆此事时，说：
“林彪和‘四人帮’想整死我，但他们未遂，是毛主席保护了我。”
邓小平虽然被区别、“拆开”了，境况没有刘少奇那样惨烈，可日子很不好过。他和妻子被软禁了，还要接受批斗。子女们也遭到株连，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苦不堪言。
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关押期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因不甘受辱，以命抗争，写了绝命书，跳楼致残，后几经辗转，流落在北京郊外清河福利院，以编制纸篓、篮子为生，度日如年。
长女邓林虽然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因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不给分配工作，被下放到河北一个农场劳动。
次女邓楠，仍在北大物理系就读，但备受歧视，不准回家。
三女邓榕，在北师大附属女中毕业后，下放到陕西农村插队落户。
次子邓质方，年仅15岁，在北大第一附中毕业后，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家庭拆散、离别子女之苦。作为一个父亲，心境之悲伤，是可以想见的……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曾特意问邓小平：
“您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党的“九大”以后，“左”倾错误和个人崇拜开始步入顶峰。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