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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其他肢体的运动。
我是那个看守所里唯一做操的囚犯。
田金占说，他听老犯人讲过，被判刑押往劳改场后，还不能直接去劳动，先集中在一个中队里，让你吃饱饭，并让在囚牢外晒太阳，恢复两个月后才开始正式劳改。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不曾考证，但长年累月羁押于黑牢中的人，肯定无法完成太消耗体力的劳动。我作为唯一一个坚持每天做操的犯人，释放后的第二天，仅仅行走了1000米双脚和双腿还是浮肿了。浮肿现象经过一个多月，才不再出现。
其他犯人就盼着判刑，然后押到劳改场，放开肚皮吃饭，把饥饿的肠胃吃撑，吃得麻木，吃得对大块的红烧肉也不再感兴趣了，并且把白纸一样的脸再让阳光染成粉红、深红，直染到黑里透红，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开始劳改了。而我则不敢做这种美梦，我只能羡慕他们。所以，每当我认真、一丝不苟地活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时，他们一定以不幸的目光看我：这个眼镜可怜，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到劳改场有饱饭吃。这个地方不是人呆的，我们要去的劳改场多好啊，可惜眼镜去不了。
只有心灵丰富多彩的人，才可能享受囚室中的快乐。在那个绝对空旷绝对荒芜的囚室，一切烦扰都消失无踪，留给你的是充分的宁静，你应趁此大好时光把渴求历险的目光，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中，强制性的退出，折返到内心深处。这里是另外一个精彩的世界，你的目光成了初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了。
反之，如果你的心灵像囚室一样空洞，当你把无聊的目光对准自己的心灵时，遇到的同样是无聊，那你就是只好发疯了。
根据我的体验，这就是囚禁人的肉体，为什么对有些人是惩罚，对另一些人却是奖赏的原因。尼采为了能够得到真正的思想自由，放弃了职业，进而又放弃了祖国、亲人，到最后，唯一的朋友瓦格纳，他也必须和他决裂。他认为直到他成为一个没有职业、亲人、朋友、甚至也没有国家的人时候，他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他才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生命的哲学。他就那样流浪到异国的一个海岸边上，他要在那个地方思考。
囚室就为我创设了一种尼采式的独立和自由。
我不用为生计奔波，每日两餐是有保障的，虽然那只是维持一个肉体生命所需物质的最低标准。用老狐狸陈济仓的话说：政府的钱多得没地方花啦？还是你是政府他老子，非得让政府孝顺你？还想吃什么？政府每日给你两餐，能把你的小命系着不让断，就很不错啦！你们是罪犯，政府不直接把头砍了，就已经很对得起你们啦。当他这样评论罪犯的生命保障系统时，也许认为过失犯罪不是犯罪吧。交通肇事罪是最常见、也最典型的过失犯罪。
也不必担心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是把什么工作耽误了。最为奇妙的是，这里什么工作也不用做，当然就不存在做不好的问题；而且，你什么也不干，居然也不误事，就是你故意想误什么事，也没法子误。所以当我以“爱狱如家”为主题教导同仓囚犯时，总是这么说：别昐着出去啦，一出去就是干不完的事！不信你试试看，你钻到一个什么地方躺倒一天，就不知要耽误多少事！我也达到了和尼采一样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清静效果。区别只是尼采是主动和亲朋翻脸了，而我的亲人和朋友是被带着高压电网的高墙给强行隔开啦，其实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我对亲人的思念、牵挂、愧疚被隔断了，我和朋友的友情、争论、包括未了的恩怨是非也被隔断了，我与世
界的一切联系都很安全地被断开了，我把他们丢弃在纷扰的俗世，自己在一个绝对空寂清净的形而上的世界，心安理得地让灵魂解放。
作为一个被囚禁、被强制取消自由的人，你除过“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之外，你的一切权利都不存在了。你其实也是没有祖国的。用中国的法律语言表达，你已经不属于“人民”了，你只是国家的敌人，是人民专政的对象。你在被取消自由的同时，已经在事实上被取消了作为该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如果我被判了刑罚，那肯定还要加上一条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这就更明确了。你虽然活着，但你仅仅是作为这个国家法律应该惩罚的对象而存在的，你的价值就是给这个国家增加了刑事审判和劳改监管的麻烦。如果你被执行死刑，那你就更加像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了——你既没有国家，也没有世界了。你获得了终极意义上的自由。作为有幸与我先后同囚室羁押过的七十多名囚犯，他们虽然无法了解或理解我的内心世界，但他们至少可以作证：哪个戴眼镜的政治犯，每天面带笑容，好像从来就没有过烦恼的时候，更别说让他心里难受啦。而且在哪个时期，羁押在那家看守所的200多名囚犯，他们也可以作证：哪个戴眼镜的家伙放风时，看起来总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我获释后不久的一天，在街上碰到五名管教干警中的哪个小周，他主动和我握手，说：这家监狱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你走后我们总在议论你，说在这家监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像秦耕这样的犯人，说他们都服了我。他们的意思是说，在这家监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么坦然、乐观、性格开朗、心情愉快、充满热情的犯人。
我当然只好说有幸认识你们，也很荣幸。
我在监狱中的积极态度，其实与监狱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与我个人的心态有关。因为并非人人都能从监狱中得到快乐。
也许我是唯一可以心情愉快的囚犯了。
第十六章：北半球的冬季属于我们囚犯
盗伐林木犯卢传胜是我在11号见到的第二个被释放的人。
在我来到之前，他已被判六个月拘役。他自己每天手掰手指倒计自己自由的日子。在后期，他时不时被提出去“帮灶”——就是帮炊事员干活，劈柴、洗菜、涮锅、帮炊事员把饭桶拎到院子，放在每间囚室门外，或者打扫监狱院内的卫生。其他号子也羁押有短期刑期的犯人，这些人都可以在白天被提出去干活。对这些人来说，能被提出去干活，是莫大的幸福。整个白天他们都是自由的，无人看管，当然是在看守所范围以内了，而且干的活也不是什么重活，饭肯定是能吃饱的，帮炊事员做饭，肯定可以自己到锅里亲自舀饭吃的。他们当然不会利用这机会逃走了，一个即将被释放的犯人，怎么会干因为逃狱而被加刑的蠢事呢！这些出去干活的人到了晚上再被押回号子睡觉，那情景仿佛是早上去上班，晚上下班再回家休息。对此情景，我们羡慕得要死。
但各个监仓都有这样的犯人，提谁出去干活，不提谁出不等干活却大有学问。一般说来，这需要犯人家属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在外边用各种秘不示人的方法，做好管教干警的工作。不同的干警值班，他们就提不同的犯人出去干活。时间一长，那个犯人家属做好了那个管教的工作，全看守所的犯人都知道了。我们甚至可以根据他们的值班规律推算出那一天那一个犯人将被提出去干活。也有把全部短刑期犯人哗啦一下全提出去的时候，管教一个一个地打开号子，喊谁的名字，谁就兴高采烈地走出去，等人全部到院子后，排成一列纵队，打头的喊一声“排告班长！”哨楼上猛喝一声“走”，他们就出去了。这肯定是公安局有什么大的活需要干了，比如打扫卫生、或者要抬什么东西、或者是街上的下水道又堵住了吧。
每个号子都盼着能有一个这样的囚犯。如果他帮灶，在往桶里装糊汤或白菜汤时，他可以偷偷在一个桶里多装一点儿，并暗中安排好顺序，最后巧妙地把这个桶放在自己的号子前。晚上回号子时，说不定他还可以偷偷带回一支香烟。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讲外边的见闻，使外部世界的信息，能传至世界上这个隐秘、黑暗、死寂的角落。
县公安局二楼被炸、中国社科院将数千名知识分子下放边远地区一年等消息，我就是这样知道的。
有一天晚上，看守所突然关进来三十多人，那种紧张的气氛让人觉得外边发生了什么大事，监狱因为他们的到来而爆满，从未用过的囚室也关上人了。那些人全部是本县“有名”的人物
——打架斗殴、吸毒、游手好闲、赌博等等，有几个我还是见过面的。一场在夜间进行的大搜捕，将这些在公安局“挂号”的人物一网打尽，当然各有各的“罪名”，但方法一律是“收审”，我当时的判断是快要过春节了，要搞一次“打扫卫生”的工作，让老百姓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春节。但卢传胜却传进了惊人的消息，公安局被炸了！我马上明白，这是公安局在用漫天撒网的方式破案。这是一个概率论的侦破方法：宁可错抓三千，也不能放跑一个；把这三十多人统统抓进来审讯，说不定罪犯就在其中呢；如果罪犯不在这个范围，还可以从审讯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侦破线索吧；即便没有审出线索，一场横扫全县的严打风暴，也足以震慑犯罪分子的魂魄。结果春节未到，这几十个人又哗啦一下全放了。
原来那个据说“已在部里挂号”的“恶性反革命爆炸案”意外告破了。县城里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互吹胆大，其中一个说你敢炸公安局吗？一个说谁不敢谁是小狗，另一个说是孙子。于是这三个孩子用书包背着炸药包，上到公安局二楼的楼梯拐弯处——那里离我开始时在公司局“做客”的那间会议室不远了。点燃导火索，他们跑出去在街上听响声。响是响了，但未造成多大的破坏。他们后来又吹自己水平高，炸了公安局大楼他们也破不了案。这消息传到公安局，案子就意外告破。至于那三十多个被错抓的人，这时要释放了自然是欢天喜地对公安局感激不尽了。
2001年，甘肃省某县堡子乡的乡长，为了该乡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在全乡范围内，让村民投票民主选举“劣迹人”，每个人须选出五名“劣迹人”，得票多者当选，民主选举出的“劣迹人”集中到乡政府以劳改的方式办“法制学习班”。该乡长后来被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以此观之，中国社会在十多年中总算还是有了一点进步吧。
中国社科院下放人消息，是因为一种偶然事件被我知道的。本县把这批突然下放到这里的人叫“北京来的大学生”，其实他们都是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基本都是硕士学位以上的专业人士。有一天，因为在街上吃风味小吃，与街上的几个泼皮们发生冲突，其中的一个被几个泼皮给打伤了，于是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也因此使我得以知道，1989年秋，中国社科院将数千名青年研究人员下放边远地区一年，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中国国情的作一个清醒的对比，以便他们得出“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科学结论。本县来了一百名，本地区有七个县市，因而我知道这个当年“流放”彭真的边远地区，一下子下放了700名“太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们的理解是，社科院是今年运动的“重灾区”之一，知识分子太密集了，需要把他们分散开，给他们的大脑降温。这就像做庄稼活的农民在庄稼稠密的地方“间苗”一样。多年之后，当我在一个南方省城，与一家上市公司的常务副总交谈时，说到那段经历，我说我当时在狱中，听说其中一个被街上的烂仔打伤了，他笑着说：我正是那个不幸被打伤的家伙！于是那段“改造”经历就化作一阵戏剧性的开怀大笑。
我感到幸运的是，那件儿戏式的爆炸案，没有被他们和我联系起来。坦率地说，当我惊闻这个消息时，心里马上敏感起来。他们很可能把这个案子和我的案子“并”起来，那样我就吃不了兜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特殊的年月，针对特定的对象，这又怎能不让我敏感呢？说实话，我也真担心外边那一大批曾经和我密切交往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和我一样，但未必有我的清醒。如果真是他们中的某个人出于一进激愤，干出这等蠢事，那很可能会被弄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而我的脑袋，也只好保不住啦。
当天晚上，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那些囚犯们当然很高兴，还说了不少幸灾乐祸的昏话，如果管教听到肯定要以“给你们加刑”相威胁。我在紧张地思考种种可能性，把那些平日尊称我为“老师”的年轻人的面孔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电影。从第二天开始，我表面上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轻松，但我想获得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