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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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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种感觉也是我所需要的,虽然我能够进行理性思维。
  这就是我为什么精心策划,耐心等待,并第一个带头撕掉它的原因。
  这件事是在吴民生入狱的第二天暴露的。
  吴虽然主动提出负责提马桶,但他心中总是很不甘心的,这表现在他动作的漫不经心上。他这种“不到位”的动作,对他提马桶的屈辱是一种消解。他大大咧咧的动作,也是做给11号以外的监室的人看的,以表明他在11号并未处于某种强大力量的控制之下。因为其他监室有认识他的人,他不能失尽面子。
  但他这种动作,却引起了管教的不满。这天值班的正好是所长郭铁汉。我记得郭铁汉身披警用棉大衣,用脚尖挑吴的屁股,喝斥道:“新来的这人,你手脚利索些!”因为吴当时正蹲在排水沟边,用水管冲洗马桶。郭用脚尖挑他的屁股,使他向前一跄,差点栽进排水沟。吴民生回过头来,指着郭铁汉说:“你!我记住你了!”
  郭铁汉立时大怒。毕竟没有几个犯人敢这样威胁管教的,何况是新犯人,何况被威胁者还是“典狱长”。郭铁汉大叫:“你想怎样?翻天了不成?!”同时用手中的皮带抽吴民生。吴一跳,躲开了,嘴里说:“我住西街,你住东街,你记着,我总有出去的一天。”郭说:“咦?还真翻天了!你跟我进来。”郭的意思是,我让你先学习《监室规则》。虽然话没说明,但语气毕竟缓了。吴只好跟他走进11号囚室。我们不知他的用意。这时就在门外伸着脑袋往里看。因为放风还未结束。
  郭铁汉向东墙一看,空空如也。他本能地转身向西墙看,同样空空如也。他困惑、惊愕的表情我将终生难忘。刘军后来就经常站在囚室中学郭的这个动作。郭向在门外偷看动静的我们做了一个“进来”的手势,动作凶猛、有力。我们走进去。
  “秦耕,这是怎么回事儿?”他第一个就指着东墙问我。
  “贺村那人撕掉了。”
  “刘军,这是怎么回事儿?”
  刘军的回答自然和我的一字不差。
  他又问了几个人,回答也完全相同。
  郭铁汉在室内踱了几步,停住。说:“狗日的,连口供都窜通好啦。”又哼哼冷笑几声。接下来,他阴冷的目光隔着他的石头镜,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扫过来扫过去。他已从最初的震惊中冷静下来,因为他记起来其他号子还等着放风呢。他走到11号门口,怒吼一声:“今天不放风啦!11号出大事啦!”
  他胸有成竹地宣布:“这件大案我一定要破!”
  他让我们在囚室站成两排,他用目光一个一个地逼视。走到刘阳明面前,他说:“你不可能,你可怜一个外地人,这里没把你打死就不错了,你没有胆子撕。”又走到抢劫犯林诒军面前,说:“你是乡下人,刚进来不久,你不敢撕。”走到林元旦、张四喜面前,说:“乡下人,不可能。”走到关双喜面前,迟疑片刻,摇摇头:“你是老实人,量你也不敢。”走过田金占、仇小汉面前,他停留一下,摇摇头,没说什么。最后一个是吴民生,他说:“你就是有胆量撕,也没机会了,因为在你昨天进来前,有人已经撕掉了。”他用排除法所做的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基本接近事实真相。
  他唯独不对我和刘军作判断。但他这种逐个排除的“破案方法”和意味深长、在我和刘军脸上扫来扫去的目光,已经表明了他的判断。应该说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但他需要的是证据。只是他此时信心十足,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他终于未能“侦破”。但愿他能读到我这篇文字,以解他心中的谜团,也许他在退休之后读我的文字时,会忍不住笑起来。时过境迁,他也应该轻松了。
  临走,他撂下一句冰冷的话:“你们等着!”
  因为监狱上午开饭时间到了。这件事当然不会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个开头。但这有机会使我给其他人鼓劲儿。我说:“你们都别被他唬住了,这不是一件什么‘案子’,你们千万不能松口,必须坚持说是贺村的人干的。他们不可能去贺村调查,就是派人去调查了,我们也可以说那人当然自己不会承认啦。最后,如果他们真把这当一件事处理,那我一个人全部承担就是了,你们放心。”因为虽然是我和刘军带头撕的,但大家基本都参与了,见我这么说,他们当然会同意。刘军恶狠狠地说:“谁要是松了口,叫他死都不知怎么死!谁第一个开口,我们其他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一个人干的。”
  不知是我的分析稳住了他们,还是刘军的威胁吓住了他们,总之最后没有一个人松口。这就是我前边说吴民生提马桶引出的故事。
  饭后只听一声哨响,大门外冲进来十多个武警战士,他们在监狱院内背对监舍,分列两排,握拳叉腿。我从风门看了一眼,说:“还真摆出了一个大场面!”刚说完,郭铁汉咣当一声打开11号的铁包门,喝到:“统统出来,在院子里站好!”
  我们出来后,一队武警进了11号,另一队仍在院内戒备。此刻,每个囚室的门缝后,肯定挤满了脑袋。因为我们列成两队,正好面对6号囚室,付海滨在风门问我:“眼镜,你们出啥事啦?”我笑了一下,但不能回答他。
  郭铁汉来到我们面前宣布:“这件事局里已经立案啦,案子非破不可,现在给你们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你们自己想清楚。”他又讲了一通连唬带吓的话,就进监室去了。他一走,院子里的武警就围过来了。这才是我们灾难的开始。
  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田金占被踢得栽了一个趔趄。这一定是那个武警表演一个弹跳单脚踢腿。“站好!”在喝斥中田金占肯定又站回原来位置了。因为不准动,也不许转头,我只能凭耳朵判断情况。扑通声哎哟声喝斥声响成一片。林诒军因为一打就叫,所以还挨了一记耳光。刘阳明被打得倒在地上,因为不想爬起来,又多挨了几脚。刘军也被一个扫荡腿打得坐在地上,但他不敢迟疑,立即爬起来。虽然爬起来了,但来自前后左右的拳打脚踢仍应接不暇,他只好弯腰抱着肚子呻吟。
  我因为站在南边第一个位置,所以最后的打击才轮到我。这时,我们这十几只“活沙包”已经被练了二十分钟拳脚了。一个高个子武警站在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老实?老实不?不老实?是不是想找死?”说着,他一个直冲拳,重重打在我的前胸。这一打,使我的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但我一伸手,灵敏地抓住了。如果掉在水泥地上,只好完蛋。这个武警又转向别人了。我真幸运。这是我在作为阶下囚的日子里唯一挨过的一拳。不知武警战士为何对我手下留情,也许他们觉得我的精神气质和其他囚徒有着显著的不同吧。感谢武警战士!后来有一个武警突然命令我们全体跪下。
  我对这个命令有点吃惊,也有点意外。但其他人已经执行了。我一个人不可能直楞楞站着。我犹豫一下,只好跪下去。当膝盖被水泥地面弄疼的瞬间,我明白了。
  殴打和下跪的作用是相同的。因为过去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明白下跪这个仪式化的动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我们必须被从精神上征服,必须将全部人格降低,必须将全部自尊击溃!想到这一点,我轻松了。我脸上充满笑意,可惜我的前边没有人。也许6号囚室的人从门缝中看见了我的嘲笑的表情。
  有没有人看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此刻能从内心深处爆发出这种嘲笑。在郭铁汉再次出现之前,我们又被命令站起来。他重新开始训话,他以为这一次会有收获。他不从我开始了。他很聪明。他第一个问的是刘阳明。刘的回答没有改变。郭气恼地说:“你这个老实人也学坏了!”他问林元旦:“你犯的是什么罪?”林说:“盗窃。”郭说:“完啦完啦!你娃出不去啦,盗窃罪加反革命罪,数罪并罚!”他依次问每个人的罪名,问完后照例加上“数罪并罚”的恐吓。问到刘军时,他说:“你小伙子聪明,但这下因为关在11号,被有些人连累了,反革命罪可比扒汽车的刑期长多了!”
  他已经认定是我干的,只想用“数罪并罚”的恐吓从那些人身上打开突破口。见一个都问不出来,他宣布:“既然一个都不说,只好人人有份,在每个人的罪名上再加上一个反革命罪啦。”仍无人吭声,他只好问我,但语气已经明显放弃了:“秦耕,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是谁干的?”我终于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说:“给你说是贺村人干的,你自己不信!”见我这时仍故意装傻,他也忍不住笑了,说:“真服了你,睁大眼睛说瞎话!”说完挥手让我们回号子。其实是经这一折腾,他的冲天怒火真正消了。
  这件事情就此了结。但11号的死不松口,让每个号子的囚犯都敬佩不已。后来叶振仓等人调到11号时总是说:“我们都很佩服,你们真心齐。”
  我们回到11号,才知道号子里也经历了一场浩劫。武警把号子来了个掘地三尺大清查,所有东西翻成了垃圾场,包我写的以“纯风景”命名的系列散文和一篇《人类心灵中的原始残余》都被抄走了。
  因为这个“案子“终于没有”侦破“,也使我失去了砸一副十八斤重的脚镣的机会。我说过,坐一次牢,不戴一次脚镣,那是十分遗憾的。
  第二十三章:戒具:自由的属性与金属相反
  记得在看守所的每间审讯室里,都贴着一张关于“加戴戒具”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在受审讯时无意中看到的,现在当然不可能还记得全部详细条文,但我还能回忆起其中的一条,是“加戴戒具不得超过规定时间”云云。现在看来,这项规定是针对看守所干警的,是其上级机关给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要公开张贴出来,大概是在显示“警务公开”吧。但细心的人,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戒具背后的恐惧——上级之所以要制定一个规章,严格约束干警的行为,是为了预防看守所干警滥用戒具,造成囚犯身体伤害,惹出麻烦。冰冷的、静态的戒具虽然是没有生命的金属,但它一旦加戴在有血有肉的生命肢体上,却能造成很深的伤害。在没有知识、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囚犯眼里,戒具是浓缩了的国家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化身、是国家法律的物质化。
  搜索全部记忆,第一次看见此类东西,是文革晚期看京剧《逼上梁山》,两个差人来抓捕林冲,经过一番打斗,一位差人把一尺多长的细铁链往林冲脖子上一搭,林冲立即老实下来,停止反抗、挣扎,做出无可奈何的动作,像一条狗一样被差人押走了。年龄只有几岁的我,对此大惑不解,要母亲回答这是为什么?母亲解释说这就是把林冲绑住啦,他必须老实下来。我很不服气,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条链子很短,根本就绑不住林冲,何况那两个差人的武功根本不是林冲的对手!”,母亲只好解释说:“铁链子代表的是王法,在没架上脖子前,你可以反抗,但只要一搭上脖子,就绝对不允许反抗了。”尽管仍不服气,我也只好接受母亲的解释。不久,另一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让我意外明白了林冲的处境,也修正了母亲想当然的“铁链子就是王法”之说。在这出戏里,李玉和从双脚到双手、脖子全部套上了铁链子,各条铁链子在胸部连接起来,被一把大铁锁紧紧的锁住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林冲脖子上的铁链子,是李玉和的大铁链子的舞台简化,就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手里的马鞭代表
的是骑马一样。其实,林冲脖子上尺许的铁链,代表的是他也像李玉和一样被锁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只是《逼上梁山》的导演为了节省道具的材料而已。
  在《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了解戒具时,我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应该说我超前建立了完整的刑具概念。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谓的完整概念,也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对刑具建立了一个模糊的、空洞的概念。
  我与刑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在本书第三章和第七章所写到的那些。不锈钢手铐锁住我的双手时,我通过肉与铁的零距离接触,用肉身体会到了国家暴力钢铁一般冰冷的感觉。但直到这时,我仍然未能超越“刑具就是王法的象征”这个抽象概念,我把自己手腕上的不锈钢手铐,在审美中简化为林冲脖子上那可笑的、可有可无的、林冲完全可以不在乎的一个舞台道具。我以为它的作用,仅仅来自林冲的自觉服从;林冲服从的不是钢铁本身,他服从的是钢铁之外的、以钢铁来具体化的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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