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看到天空——哪怕是监狱高墙围出的不完整的天空，晚上我让它在囚室的墙角静静入睡，让我体会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忧伤与愁绪；在我多愁善感的日子，在放风结束时，就把它独自放在囚室门外的门墩上，做出不忍心让它与我一同被囚的姿态，形成我在囚室内，它在囚室外的分离局面……后来，灾难降临，在一次查号中，它被一群武警战士砸得稀烂，其中一个战士边砸还边说，“真他妈是反革命！在监狱还要过资产阶级生活！”
我在监狱度过了自己的29周岁生日，迎来了30岁的第一天，我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回顾了自己20岁到30岁的十年时光，我并不后悔。我给自己总结了两点，大学毕业后的十年阅读，仅仅可以使我痛苦。相比较而言，在我周围，凡是不读书的人，凡是读书不如我多的人，他们就能够忍耐现实，不作反抗，就能够与现实达成和解协议，只有我以站立的姿态，选择了不肯屈服、不肯妥协的方式，而读书刚好读到使我能够看清自己面前的困境，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快乐伪装太平，但同时又对现实无能为力，这种两难状态就是我一切痛苦的根源；其次，我认为我自己对政治并无热情，我也完全不懂政治，甚至对政治毫无兴趣，之所以成为炙手可热的反革命罪犯被关进大牢，完全是因为我的诗人气质，我是一个渴望自由、崇尚个性、热情奔放、思想前卫的人，我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人，与政治毫不相干，但当前的中国，自由本身就是罪恶！不是因为我违反了法律，而是因为我的个性、自由、思想、行为本来就不为中国的法律所容！仅仅是我企图以人的方式生活，甚至仅仅是我不肯继续以猪狗的方式接受奴役。我是专制的天敌，我是专制政府永远的敌人，不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我生日过后相隔一天，农历端午节的前一天，就是我母亲去世的周年忌日。去年的这一天，我正在从厦门去上海的途中，因为火车在上海压死了六个人，所有连接上海的铁路交通全部中断，我乘坐的火车被迫从福建南平返回厦门，那天是1989年6月6日，是6月的第4日过后两天，是全国所有媒体中断两天后刚恢复的一天，是官方在6月4日事件发生后首次正式对外发布消息的一天，我年仅55岁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在母亲周年忌日，我在监狱写成1000字的〈祭母三哭〉一文，历数在兄弟姐妹5人中，母亲对我最为偏心，给予的爱心最多，但我带给母亲的烦恼、痛苦却最多，甚至让母亲担惊受怕，为此一哭；母亲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最大，因为我是家乡几十年和后十几年唯一考上大学的人，我始终是母亲的骄傲，但母亲生前却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回报，我如果像读书不长进的姐姐和弟弟，至少还可以守在母亲身边，让她得到真切的孝敬，为此二哭；我还为母亲去世在我入狱之前、那时我仅仅是与她失去联系，否则也会在警察抓捕我时、或眼看着儿子被关进监狱当场气死而感到庆幸，为我现在在监狱不再能让母亲痛苦、也为母亲去世后可以使我安心坐牢而感激母亲，为此三哭！哭毕，难友帮助我搓火，将千字祭母文在囚室烧给母亲，使我心下稍安。
在监狱期间，适逢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郑重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依法保障我的选举权利，但监狱当局置之不理，经我多次申诉、抗议，最后郭铁汉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给我答复说：你户口不在这里，我们不管。我告诉他，这是违反〈选举法〉的，我并未被剥夺公民权利，选举法明确规定因为被关押无法返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投票的，应该在关押地登记、参加投票。但监狱当局竟然剥夺了我的这次选举权。其实，从我18岁开始，每届基层人大选举，我总是庄严的投出弃权票。因为在我看来，在当前这种选举制度下，一个公民行使选举权的最佳方式就是投弃权票，当登记选民一半以上的人像我一样投票时，他们每次推选的候选人才能得到抵制、无法当选。我在监狱反复争取、申诉、抗议，要求得到的选举权，其实就是准备再投一次庄严的弃权票。后来监狱正式投票时，有人鼓动大家抵制，郭铁汉表扬说。秦耕还不错，还主动要求参与选举，我说：不，我是为了投弃权票才争取投票权的。听我这么说，郭铁汉一时愣在那里反应不过来。我要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心安理得的度过我的监狱时光，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记得很清楚，1990年按中国农历，有一个闰五月，我出狱后，还来得及过第二次生日和到母亲坟头亲自哭拜。
狱中纪实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
1990年5月30日下午16时左右，刚刚吃完每天两餐中的最后一餐，我盘脚坐在15号监仓的大通铺上，正以膝盖为桌，在日记本上写《鸟儿问答》之九，那是我在想象中与监狱高墙上一只可以自由飞翔的小鸟之间的系列对话。正写期间，突然听到监仓大铁门一阵金属的哗啦、叮咣声，咚的一声，大门打开，光线一涌而入，黑牢豁然开朗起来了。我听见当日的值班管教警官大喝一声：秦耕！带上你自己的东西出来！我停下手中的油笔，抬头看了一眼。与此同时，监仓里的其他难友已经蜂拥而上把刚打开的监仓门堵住了，他们七嘴八舌问让秦耕到那里去？警官也开玩笑，故作威严的说：给他换一个更清净的地方！那意思在暗示把我拉出去枪毙。难友们知道他是开玩笑，所以争先恐后的说，也给我换一个清净的地方吧。警官不耐烦了，呵斥他们：滚开，你们想去清净的地方还没资格呢。同时对继续埋头写字的我说，快点快点，你不要磨蹭了。
这时我才笑着对姓周的警官说：“天已经很晚啦，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吧。”说完，我又继续埋头装模做样写我的《鸟儿问答》了。周警官这回发急了，说：“绝对不行，说让你走，这里就一分一秒也不能让你再待了，立即收拾东西出来！”我这时才故做姿态，说；“你看你看，当初我不来你们非把我请进来，现在我不想走你们又非要把我赶走！这里的饭不用出钱，就让我明天再吃一顿吧。好啦，我明天再走，今天反正天已经晚啦。”见我这样说，周警官知道我是开玩笑，说，“行啦行啦，不要再开玩笑了，快点收拾你的东西吧。”我这时严肃起来，很认真的说，“你给我好好记着，我自己是不愿意走的，是你们非要逼我走的。我的口号始终是‘爱监如家’，我愿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你们反而要把我从家里赶走。”周警官默然无以应对，只好
催我收拾东西。
其实在三天之前，我就知道我可能会被释放。那天上午，驻看守所的姓张的女检察官无缘无故找我出去谈话，因为我属于被收容审查的犯人，始终未批准逮捕，更未进入审查起诉程序，检察官找我谈话是很不寻常的。果然，她在谈话中对我表示惋惜，说我读了许多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怎么就走上错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甚至差点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人生的歧路和重大挫折，希望我今后能好好反思，走一条对人民和社会有益的正路；她同时还让我谈谈在监狱这近一年时间的感受，并希望我对监狱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快一年了吧？在这里有些什么感受？你对我们的监狱管理工作有什么建议？”她说得很诚恳，我也很诚恳的说了我的感受和建议，因为在我的狱中生涯中，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我打交道的工作人员中，有两个女性，一个是专案组的姓卢的女警官，我一看见她就反感就来气就想发火，对她在审讯中的发问，我不是讽刺就是顶撞；另一个就是代表检察机关长驻看守所的“驻所检察”，就是这位姓张的女检察官，我始终对她有好感，愿意和她说话。
我说，也许你看得出来，监狱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原来我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决不会因为一段狱中生涯而轻易发生改变，监狱对我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心灵空虚的人在监狱才会度日如年，他面对四堵墙壁不知道如何打发每天的24小时，至于我自己，监狱对我是一次难得的休息机会，当眼睛没有任何东西可看时，我正好把目光折回来向自己的内心去看，那里有丰富的内容，平时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整理，因此你们应该知道，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美妙而愉快的时光。说到对监狱有什么建议，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给囚犯们看书，我在监狱里先后和150多名囚犯一起生活过，其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仅一人，初中文化的有两三个，其余全部连小学都没有读完，是真正的文盲，我发现他们基本属于“即兴犯罪”，不是真正的罪犯，真正的罪犯应该事先预谋、精心策划，在犯罪过程中认真实施，事后还应该有反侦破措施。这样的罪犯才是真正的罪犯，而我接触的这些犯人，都是即兴作为，甚至事后也意识不到自己是犯了罪，有许多人在警察来抓他们时，他们什么感觉也没有，还在和朋友一起玩乐。这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文化才造成的，因此希望在监狱期间让他们有机会读读书，这对他们有好处，也能达到改造他们的目的，否则几十个囚犯同室关押，长时间互相学习交流，等他们刑满释放时，个个都培训成真正的罪犯了。
张检察官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说我的建议很好，但实施起来有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获释前三天和驻所检察官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意识到我有可能被释放。果然三天之后，15号监室的铁门就咣当一声为我打开了。
在周警官的催促下，我拿了自己的几本书、日记本和几篇手稿，其余的东西我宣布送给同监室的难友了，我说东西就送给你们了，谁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吧，东西就归你们了，再见！我恋恋不舍的和同室难友告别，他们和我一一握手，都抢着和我说些告别、祝贺之类的话，其中刘军的一句话使我又发了一番感慨，意外的成为我的“监狱告别词”。他说祝贺你获得自由！我说：自由？你们以为我走出这座监狱的大门就自由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间中，我今天出了这个小监狱的大门，其实始终还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因此在我看来今天没有什么值得高兴和庆贺的，小间和大间一样，都是监狱。相反，在这里的不自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具体的和直截了当的，来得痛快！外边的不自由看不见摸不着，让人觉得更不舒服，更不是滋味！因此在我看来，一个有尊严的人，在这个时代，就应该选择待在监狱中！
我这个与监狱的告别演说，相信他们听得云里雾里，但我当时没有去想这些，我只是在离开监狱的时刻，需要拿他们作为一群虚拟的听众，抒发自己的感慨。
周警官没有干预我临别时发表反动言论，只是催我快点快点。对他来说，释放我只是一件具体的工作，他需要提高效率。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相遇，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走了之后，我
们几个管教经常在一起说你，在这个监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关押过像你这样的犯人。他的意思是说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热情、乐观、自信、开朗、心情愉快的囚犯。也许是吧。
就这样我随着周警官走出监室，来到监狱的院子里，我对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十几个监室紧锁的铁门挥手告别，我知道每扇铁门后边，都有许多双羡慕的眼睛在目送我，我走出监狱的背影上，寄托着每一双眼睛的渴望与期待，因为他们不可能像我这样清醒和透彻的认识监狱，监狱对他们来说就是惩罚、痛苦和折磨。
我对他们说：再见！再见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来这里陪你们一起坐牢啦。
现在想来，我这个玩世不恭的告别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固然表示了自己对监狱轻蔑的态度和达观的看法，以我的超然姿态消解了监狱的沉重和黑暗，但我的话语中也包含着“你们会继续关押在这里”的暗示，这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诅咒。这是我临别时留下的失误。
出了拱型的巨大的监狱大门，原来门外站着一排警察，审讯我的专案组的人员全部在场，看来他们还要给我举行一个隆重的释放仪式。我站在监狱的高台阶上，居高临下，这也恰好表达了我近一年来始终以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和他们相处的心情。我脸上挂着嘲讽的微笑，且看他们的仪式如何进行。
刘中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向我宣读《解除收容审查通知书》，说我经过审查，虽未构成犯罪，“但犯有极其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