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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的法院在对判处死刑的罪犯执行死刑时，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总是把他们放在元旦、五。一或十。一之前的一天拉出去执行枪决，很有一种“杀鸡宰羊庆新年”的意味，或者周瑜在赤壁大战即将打响的前夕，杀掉两个曹兵俘虏祭刀这种仪式化的东西。也因此，在号子世界，把这种死刑犯称作“菜”——某某是“五。一的菜”，某某可能要等到“十。一”了，是“十。一的菜”等等。第二年四月，我已接触过各种类型的犯人了，惟独不曾与这种“菜”在一个号子里相处过。为了解和体会一个“生命倒计时”的人的最后日子，我申请调到６号监仓。人生中唯一可以绝对肯定的事就是死亡，其余一切都是无法预料和非必然性的，但奇妙之处在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死亡，又恰恰无法预知，所以每一个生命的死，都是“意外死亡”。但在号子世界则让死亡成为一种明明白白的事情。６号的刘双喜，清楚地知道，４月３０日上午十时，他将被拉到县城南边的河滩——就是我散步的那条河堤的对面，他将被双手反绑，跪在沙子上，在他听见一声枪响的同时——一颗铜皮包裹着锡金属、比花生米稍大一点的子弹头，将扑哧一声从后脑钻进来，以后的事就与他无关了。现在，时间正裹狭着他不可逆转地接近这一时刻，那么此时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很想知道。
所长郭铁汉拒绝了我的请求。
那是在一天早上放风的时候，我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申请。他双眼直直地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我正在纳闷儿，他说：“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我说：“在法院判决我有罪之前，我什么罪也没有犯”。
请原谅我，在这篇纪实文字中，我使用的相关法律名词，全部是９７《刑法》之前的概念，也就是“有罪推定”原则而非“无罪推定”原则时的概念，比如把关在黑牢中的人直接称作“罪犯”、“犯人”、“犯抢劫罪”等等，按今天的法律概念，应称作“犯罪嫌疑人”才对。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忠实于当时的语境。
见我这样回答，郭所长当然无可奈何。
他瞪我一眼，说：“好！好好！就算你说得对，但我实话告诉你——你是我１１号的重点犯人。小伙子你放明白点，我一个号子只放一个重点犯人，绝对不会把两个重点犯人放在同一个号子。小伙子，先搞清你自己的身份吧！”
就这样，我丧失了一个与即将枪决的死刑犯朝夕相处，使我得以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机会。这是我在狱中留下的两大遗憾之一。
郭所长的话也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是１１号的“一等贵族”！怪我悟性不够，这么长时间，才搞请自己在号子世界的社会地位。此时心中还颇生出几分自豪。十分荣幸，我犯了“中国第一罪”。
像我这种犯人，在狱中的身份，是与即将执行死刑的罪犯、杀人犯、抢劫犯、重大犯罪团伙首犯等人并列的。而这种“重大”、“恶性”犯罪分子，每个监仓只能关押一个，其他非“重大”、“恶性”的犯罪分子，负有监视、监督、照顾这些“重点犯人”的责任。不知别的号子，是否曾把我也列为某个节日的“菜”？
此时我才明白，那天凌晨，当我进入１１号时，为什么避免了一顿暴打。每个犯人被关进号子时，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见面礼”。当然，那天凌晨，我并不知道本来有一场“见面礼”在等着我。在我进入号子的第一时间，我的“重大犯罪”身份即得到了其他犯人的确认。另外，我的那场“见面礼”的赦免，与当时１１号监仓的一号人物张新良有直接的关系。在我进入１１号囚室的三个月之后，他因抢劫罪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押送到对外以“五号信箱”代称的劳改场烧砖去了。
谁敢说我不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第六章：丰满的土豆片儿
放风过后不久，约上午九时许，听见监狱大门的锁响，刘军马上爬到门缝向外窥探。接着我听见院内有脚步声，有放下什么东西的声音。然后我又听见打开监仓门锁的声音，声音逐渐近了，到了隔壁12号了，果然，我们11号的门也打开了。仍然是刚才放风时的那个被称作王胡子的管教。从开着的门口，我看见仓门外的地上，放着一个塑料桶和一只塑料盆――仍然是生产马桶的同一家乡镇企业生产的吧，而且和马桶是同一规格型号的，公安局肯定是同一批采购的，只是两只桶各派了不同的用场。仇小汉和田金占走出去，一个把桶拎进来，一个把塑料盆端进来。王胡子锁上门，又去开第10号的仓门了。
王胡子大脑袋，黑脸，一看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让人心里发怵。但接下来相处日久，我才知道他是包括所长、指导员和另外三个管教在内共五名干警中，最人性化的一个。有一次放风时，我讲了一句什么趣话王胡子扑哧一声笑了，阔大黑脸上淀放出来的笑，使我发现他是一个心地纯净的人。果然有一次轮到他值班，刘军把手作成“手枪”模样，单眼瞄准，对着哨楼上的执勤武警――“啪！啪啦！”这还了得！一个罪犯竟然“枪击”武警战士，人们以为王胡子要收拾刘军，准知他笑了一下。他明白，这刘军刚満十八周岁，那个“枪击武警”不过是调皮捣蛋而已。刘军逃过一劫。
王胡子非但未收拾刘军，还向我招手：“过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他说当年他在乡下派出所时，有一次追捕一个盗窃耕牛犯，那个人跑得飞快，像兔子一样爬上山了，他身体太胖，追不上，只好把枪掏出来，对着那个逃犯相反的方向开了一枪，谁知一声枪响，那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五胡子说，我的妈呀，这下闯大祸了，我咋能一枪把人打死？等我跑过去看，那人突然说“你把我打死了！”我说打死了你还能说话？那人说我听见枪响就以为你把我打死啦……我一手拿牙刷，一手端着小塑料杯，王胡子“打死人”的故事笑得我全身发抖，水沷了一地。王胡子两眼放光，十分得意。
我很喜欢这个王胡子。别的犯人也很喜欢他。
塑料桶里装的是玉米糊，这里把它叫做“包谷糊汤”或直接简称“糊汤”，在城市饭店里的菜单上，它的名称是“玉米稀饭”。塑料盆里的土豆片，这里叫“芋头片儿”。这时仓门上那个五寸见方的小风门打开了，刘军跑过去，外边递进来一只瓷碗和一双筷子。刘军叫嚷起来，说这个碗破了，让重新换一只，外边解释说没有碗了，先将就着用。我明白这是发给我的吃饭工具。
这个大瓷碗的碗沿上有一个三角形的缺口。
桶和盆放在囚室中间，所有人围拢过来，眼中放射出兴奋、急切的光芒。田金占拿起饭勺，刘阳明、陈济仓等人把刷牙用的小塑料杯伸过去，田金占舀起几片“芋头片儿”，分别给他们装在杯中。我站在外圈旁观，只有我的那只带豁口的碗还放在地上。
“他怎么办？”田金占问。“他”是指我。
“他一起吃。”张新良回答。
于是田金占又开始给刘、陈等人往大瓷碗里盛“糊汤”。凡分到“芋头片儿”和“糊汤”的人，马上找到一个角落狼吞虎咽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吃饭时各自蹲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就像一个人在村里的居住位置是固定的一样。
这时张新良自己到桶里盛了满满一碗，蹲在菜盆边吃起来。刘军、田金占、仇小汉等依次盛了“糊汤”和张新良一起围在菜盆四周，吃得津津有味儿。“芋头片儿”在他们的嘴巴中发出悦耳的脆响。
见我站着不动，田金占抬起头问：“你怎么不动？”
我说肚子不饿，一口也不想吃。
张新良停下，对我说：“刚进来的人都是这样，没有胃口。可是你听我说，外边的事就不要去想了，把它忘了。现在就把心安下来，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过几天你就知道了，那时见了饭你恨不得去当土匪！”
我确实一点儿也没感到饿。昨天下午在公安局吃的那份炒米饭真管用。
我说昨天周胜利给我打了了一份炒米饭吃了，到现在肚子还不饿。
张新良说不饿也得吃。
于是仇小汉拿起我的破碗给我盛糊汤，离那个倒三角形缺口的顶角还很远，我马上说够了够了。于是我接过来，蹲在菜盆边，张新良大声说“让些地方！”仇、田等人马上蹲得离盆远一点，给我让出空间。
芋头片没有削皮，刀法粗糙，可以想象切的人很随意。切好后用热水一烫，半生不熟，拌上一把盐，就是这“凉拌土豆片”了。
我用筷子夹起一块，说，这土豆片长得真丰满！大家笑起来。丰满的土豆片在我的嘴巴里也发出美妙的脆响，我不觉之间有了吃的兴趣了。“糊汤”很稀，但很香，只能喝，因而你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囚室里突然变得充满生机了。
此时我当然不会知道，这脆响将日复一日的相伴相娱，直到我只要一吃土豆片嘴巴就发麻时——不是为止，而是继续吃！记得有一天刘阳明抱怨说实在不想吃了，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一半啦——就差牛肉了。我还鼓励来自乡下的囚犯要乐观，你回去时可以告诉村支书，就说这里仅差一件东西就可实现共产主义啦。那位四十余岁的老实囚犯说，这么一说，全村男女老少还不争着抢着来坐牢？
这就是我在监狱吃的第一顿饭。
饭后，大家轮流到刘阳明端回来的那盆水中洗好各自的碗。到我洗碗时，那盆水仍是清澈的，水中没有一星饭粒。我明白，他们虽然没用舌头舔饭碗，但筷子发挥了更好的功效。刘阳明把碗摞好，把筷子理整齐，架在碗上，他居然还有一块白抹布，搭盖在上边。到刘阳明准备倒掉洗碗水时，他的南方口音小声嘀咕了几句，刘军马上跑过去看。我也伸头去看。是水中有几星饭粒。众人的目光都看着我，那是愤怒的目光。刘军和田金占已经冲到我跟前，刘军伸手推我的肩膀。看这阵势，他们非我把我暴打一顿了。
这时张新良说：“这‘眼镜’不懂，他们是城市里的先生，那里懂我们乡下农民的辛苦？今天这事就算了，今后要是再敢浪费一粒，我就要把他饿得爬到地上站不起来！”他说完，众人散去。刘阳明刚才在众人围攻我时，已把那盆洗碗水从门下的缝中沷出去了。后来我也练过这门手艺――很巧妙地从约五公分宽的门的下沿与地面之间的缝隙中，把一盆水唰地一声沷出去。关键是沷完之后，囚室一侧的地面上，尽量不留下水渍。在11号，我的手艺练得最精湛。常常是吃完饭后，大家屏气闭声，伸着脖子观看，我深呼吸，双手把盆向右侧身后慢慢收缩，突然出手，在出手的同时手腕一抖，唰地一声，洗碗水呼啸一声，像解放的农奴一样，冲到了囚室之外，欢唱着跳下门外的台阶，流到水沟，再从水沟穿过高墙，不慌不忙地到了大墙之外。它们自由了。
每在这时，我身后总是一片掌声。
张新良总说还是知识分子水平高。
另有一次，卢传胜沷水，倒了几次，把水倒得门板上、地上倒处都是，招来张新良一顿臭骂，刘军还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两脚。
刘中亚昨天曾宣布“明天接着审讯”，但现在仍不见动静。听说我待会儿还要出去审讯，其他人都十分羡慕。那是难得的可以使目光看见其他东西的机会。有人抱怨说，8个月了，一次也没提审过他，外边现在不知是什么样子？
我不屑地说，外边还不是那个样子？并说我离开这地方两年多，这次回来一看，什么变化也没有。
刘军要我讲外边的故事，问外边现在流行什么歌曲？人们现在还流行穿“老板裤”吗？今年九月开学，不知课本封面变了没有？田金占则坐在床板上用扑克算命，预测他开庭的具体日期；刘阳明一个人低着头，在囚室内走圆圈，走了一圈又一圈。陈济仓说“南方人，你别走了，就那一碗稀糊汤，再走五圈就消化完啦。”刘阳明笑一下，仍低头走着。张新良让我讲大学生是怎样闹事的，我从今年4月15日到6月12日，大致讲了一下运动的过程。张说你看我这人怎样？到时可以给你们扛机枪吗？我打仗肯定是一个好手。我笑着说：“我们反对暴力，只是主张加快改革进程。”田金占问你们上台了是不是会把我们全放出去？我笑而不答。陈济仓说，你做梦去吧，抢劫罪就是过去说的土匪，他们上台了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