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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我和她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我想，我真不应该当初介绍她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没有多长时间，爱梅就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迷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没有地位的穷留学生，靠当引路人能挣几个钱？而她心里巴不得尽早和我离婚，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劳累，还想过好日子，想永远待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人家说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我却过不了四年这道门槛。我还是挂念着那个孩子，于是在离婚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爱梅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在日本没见过孩子和爱梅。她不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工了。我不知她和那个日本男人之间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知道，她后来回了深圳，住到了我们两在一起时的房产。近来，我又设法找过她和孩子，但是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不知现在何处。无论如何，我愿意祝福她。毕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1）
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 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2）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无论哪个“后台”都不会无视或者轻易放弃我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铃木恰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期而至的。既然他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而且，外形看上去也孔武有力，能够替我挡去不少麻烦。所以，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生活是真实而残酷的。
生活是不会停止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还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在战场上，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回到家中照旧吃饭、睡觉、喝酒、做爱，还要开玩笑、大哭大笑，也照样骗人或被人欺骗、与人争吵、恭维人或被人吹捧……啊！人，真伟大，人，万岁！
忘了是哪个心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说过，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在生存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自然会考虑发展这一主题。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东西方的哲学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上述理论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解释，那就是：饱暖思淫欲。
19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之身，我只有三十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导游工作当中，也不放弃对爱的追求。事实上，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的同时，我又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在1991年的夏天到来之前。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 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二十八岁，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他们欧洲人就是自在，她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一些小首饰、小挂件什么的，就这样游历到了亚洲，在汉城待了一年后来到日本，看到在歌舞伎町也有做同她类似的小生意的外国人，于是也想在这里支一个摊位。
她属于是比较娇小的那种西方女性，但胸前晃动的两个丰乳和肥臀使我无比兴奋，就像长途跋山涉水之后的蜜蜂撞上了一片梨花林。我天生就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歌舞伎町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三至五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铃木痛快地答应只要她交一万日元就可以了。我收起电话，为了将她“套牢”，我将和铃木的讨价还价添枝加叶地告诉了她，当然，我不会吝惜适当地夸大一下自己“势力”。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3）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一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的摊位非常简单，在两个纸箱子上面摆放两个特制的托板，罩上黑绒布，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银色的小饰物，包括戒指、耳环、项链和各种体钉，日本的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酷”，把这些“体钉”穿在鼻子、耳朵、嘴唇、乳头、肚脐甚至阴部，我见过杂志上登过的最恐怖的家伙身上竟然钉了一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体钉”，当时我想别说上飞机时他过不了安全检查关，就是死了拉去火葬之后也会烧出一大块金属疙瘩。南希对她的生意很在行，经常是一边制作商品一边招呼客人，由于她的商品大多是随意发挥的，很有个性，因此销路还不错。
我和南希彼此能够互相照应。南希买饮料或者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位，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替我宣传，帮我做翻译。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商品感兴趣时，我就替她翻译，还充当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南希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天天在一起熬生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们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且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
说实话，第一次和西方人做爱，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尤其是以前看过很多洋鬼子的“毛片儿”，很早就有“跟洋妞儿试一试”的冲动。但实际上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和期待当中的情形根本不同，结果完全不尽如人意。看来西方人的体格乃至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很久以前就流传的那个“耳挖勺和耳朵眼之关系”的笑话。
没过多久，南希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互相的吸引中包含着很多并非友情和爱的因素，比如寂寞，比如性饥渴，比如需要排解的乡愁。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歌舞伎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出了一身冷汗——莫非，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