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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劲地寻找马桶或小便器，用导盲杆在四周敲敲打打根据形状确定它们是否是我所寻找的目标，然后摸索到上面的手柄，最后就位开始方便。
基利恩医生很高兴。眼压为12，呈下降趋势。检查发现虹膜有轻微感染，但她认为是那是手术后的必然结果。我想，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每天早上我都感到眼睛有些疼痛的原因。我问基利恩医生，为什么晚上遇到强光时我会产生一种看到水晶状的放射式光线的感觉。她回答说，由于葡萄膜和虹膜长期发炎，虹膜已经变得僵化而失去弹性了。为了通过开口摘除白内障，必然留下裂痕，因此造成缺口处不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她在虹膜的不同地方造出一些小的V字形凹槽，让光线通过这些凹槽换一个角度进入晶体。这个问题，如果能称其为问题的话，不久便会得到基本解决。不过，晚上灯光四周将出现光晕，并且我的虹膜再也不会正常地张开闭合了。
到基利恩医生那里去最令人兴奋的结果是她提出了一项有关阅读的试验性方案，至少能阅读正常大小的字体。内置式人工晶体主要是为了看远处。如果可能，只需四到六周的时间。届时，她为我验光配镜。简直无法想象我听到消息后有多么高兴！我又能够读书、看杂志、看文件，直接进行学习了。我又能手捧诗集，为雪莉朗诵诗歌了。我能看着电脑屏幕，在上面打字，然后自己进行修改。也许，我又能在亨廷顿图书馆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了！
内心里，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即这里面也许隐藏着不利的一面。我对过去的工作做过很多反思。我在多大程度上由于身为盲人而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在视力的支持下取得进步又将何其艰难呢？过去我是盲人，与众不同；如今我和其他人一样了。
4月5日，星期六。今天去逛哈里斯百货商场。观赏五颜六色的领带、仔细分辨着纹花呢中的浅蓝色和红颜色确实是一大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一双绿袜子，那是一种非常鲜艳的绿色。我想起了西尔维娅，但我认为我还没到穿绿袜子的地步。我帮助雪莉挑选了一些首饰，我想她一定喜欢我陪她一起挑选。我们买的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不在乎。
视力几乎在逐日好转。起床后我首先看一眼在耶鲁拍摄的那些像片，检查一下又能看出多少高楼，或者能否数清草坪上中央教堂有多少根柱子。然后我再用墙上的东方挂毯进行检查，我端详着上面的图案——在大圆圈里出现了新的圆圈，深色细腻的纹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宛如魔术一般。吃早饭时，我用客厅对面的蚀刻画作为视力表，我发现每天莱汶汉或埃里教堂的拱形屋顶都比前一天清楚。
大约十年以前，我们在圣地亚哥北海岸购买了一小座别墅，它位于卡尔斯贝得村，开车大约两小时。我们在河畔住烦了之后便去那里散心。那儿的美妙之处简直难以形容，尤其是对一个盲人。夏天的清晨或多风的冬日，我在海边漫步，只有雪莉的手轻轻地拉着我，我一边呼吸着大海的新鲜空气，一边聆听着海浪的声音和海鸥的鸣叫。不难想象，现在我多么渴望到那里去看一看啊。
4月11日，星期五。今天我们第一次去卡尔斯贝得。十五号公路和原野一样宽阔，泰姆卡拉牧场翠绿无比。翻过最后一座小山，是一片花圃，山坡上鲜花盛开，姹紫嫣红、争芳斗艳。卡尔斯贝得就位于小山的下面。我置身于花的海洋之中，目不暇接，仿佛要在片刻之间补偿我过去的全部损失。到达目的地时，云雾笼罩着海面。迷雾渐渐散尽后，我看到了大海。它是那么灿烂，和我梦中一样蔚蓝。
卡尔斯贝得之行可谓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在我失明期间，我看不到那里的一切。相比之下，河畔的一切由于我早年视力尚在，因此已然深深地印入脑海，尽管失明后形象变得暗淡起来，但依然存在。卡尔斯贝得代表了失明的十年，那里积累起来的所有画面都是由声音组成的，尽管这样说似乎并不恰当。
卡尔斯贝得和我在失明期间游览的其他我所喜爱的地方一样。事实上，当我们在公路上行驶时，雪莉一直在问我那些地方需要故地重游。比如，大特顿山和詹妮湖，我虽然去过那里，但我必须亲眼看到它们。
实际上，旅游对我来说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回顾以往，我怀疑过去是否有必要进行旅游。我知道，即使是盲人，他们也能够收集新数据，会见新人物（听到新的声音）并且回来时也能讲一些新的见闻。但盲人的收获是无法和明眼人相比的。没有视力就无法目睹丰富多采的大自然界，看不的雄伟多姿的建筑物。即使走进一家新客房，也无法用眼睛环顾四周，只能用导盲杆四处敲敲打打。我同意胡尔的对于盲人的看法：旅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拉塞尔发现了双人自行车之后，他却认为旅行令人十分恼火：“我对我所经过的地方找不到任何感觉。”瑟伯甚至在还没有完全失明以前就因为“经常把出口和入口搞错”而再也不进行任何旅行了。他说：“每逢我想到我将漫无目标把余生消磨在南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康拉德小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无法思议。”
在卡尔斯贝得，我产生了一种要亲眼看世界的欲望。过去旅游时的那种紧张不安心理已经不复存在。卡尔斯贝得的大海和鲜花盛开的山麓不仅激发了我对过去美好经历的怀念，而且使我产生了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感觉，让我进行更多的体验。
我们的别墅很小，但充满了色彩。很多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艾利森小时候画的画（颇有点儿米罗1的味道）、床后悬挂着的木头框镜子、雪莉用来作墙围的印花床单等等。物体的尺寸和距离又一次使我感到困惑。凉台下的建筑物看上去似乎比实际距离要近，车库看上去也显得十分拥挤。
当晚，迪克和帕特根据事先安排从塔克森赶来作客。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我兄弟一定比十五年以前胖了许多，但实际上他和帕特都十分苗挑。我注意到帕特的动作十分灵活，一点儿也没见苍老。这是一场快乐的团聚。我们和我们的芳邻海伦一起喝香槟进行庆祝。第二天我们到斯图腾伯鲁夫的家里继续聚会（他们是和我们同时搬到卡尔斯贝得来的）。菲利斯穿了一件耀眼的红上衣，而唐则在白短裤的外面套上了一条红色的游泳裤叉。他们想试试我能否注意的，我当然没有使他们失望。每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多年来，我不小心碰了头或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唐总是开怀大笑。我们的关系密切而坦诚，没有任何虚伪。我这样的朋友不多，唐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人遇到这样的事总是犹犹豫豫，不愿明说。对于我，朋友直率的笑声能填补彼此的鸿沟，使一切更有人情味，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如今又听了这样的笑声实在是一件好事。
4月12日，星期六。今天我们沿着峭壁行走，在水里寻找鲸鱼，然后来到了海边。我已经忘记了海浪打在乱石上激起泡沫的样子。海鸥在在我们四周飞翔，我们的心情欢快无比。我们手拉着手，并不是我有这个必要，只因为我想这样做。
回河畔的路上，我和雪莉中途停下来在我们的老朋友格里斯皮诺家里吃早饭。其间发生了一件怪事。雪莉为夏洛特和乔拍了一张照片。他们站在壁炉前，背景是一张乔治亚·奥基夫1油画的仿制品。在画的中间，我看到了一大片我在手术期间见到过的蓝色。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发现画面中央的蓝色居然是我的脸。我站在照相机的后面，闪光灯把我的反射形象准确地映射的照片上，真是一件奇怪的巧合。
4月14日，星期一。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电影院，这是我动完手术后第一次看电影。片名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内容很朴实，没有任何夸张。我为我的视力感到狂喜。也许，这部影片也能打动很多其他人，但对我来说那种感觉简直无法表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大量面部特写，这些镜头真是制片人在十五年以前拍摄的吗？多么了不起的一部影片呀：意大利夏季的山峦、佛罗伦萨优美的景色、葱翠的英国花园、美丽的海伦娜·波恩海姆…卡特、即使是在游泳池游泳的赤裸的男人都显得那么漂亮。我仿佛回到了电影王国享受着那里的一顿丰盛的筵席。
我看的第二部电影是《丰收之行》。也许再没有那样的影片了，再没有其他影片能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样给我如此的快乐。
我的日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原因不是劳累，而是因为过于繁忙和精力分散的缘故。然而，到基利恩医生看病又使我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
4月29日，星期二。手术五周之后，今天早上我又见到了基利恩医生。视力检查结果为20/80，略有轻微好转，两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太大的进步。但结果还是令人乐观的：虹膜和葡萄膜都没有发炎，视网膜的状况良好，眼压为15。她告诉我，我的眼睛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白天不需要再戴保护性眼镜，晚上也不用戴眼罩了。眼药水可以减少到每天一次，但为了保险起见，再用一、两个月还是有好处的。再过十几天，我的远看和近看的视力都会好转，届时应该能够配眼镜了。由于角膜上存在癍痕，因此基利恩医生建议不要配那种双光眼镜，最好是两副眼镜，不同的情况使用完全不同的镜片。
我问白内障是否会复发，回答是不会。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手术后由于晶体后表面出现云翳视力会出现第二次模糊，但正如我早先提到的那样，我在手术中制造了一个让光线通过的入口，因此不会发生视力模糊的现象。我右眼的白内障已经完全被治愈了。唯一的问题是视力究竟能好转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阅读和驾驶车辆的要求？此外，基利恩医生还说，现在讨论另外一只眼睛的手术问题还为时尚早。
在一间辅助的手术室里，基利恩医生借助显微镜为我的眼球拆线。我的眼球上一共缝了十四针，现在拆除了三针。拆线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散光，四十八小时之后应该见效。晚上视力出现双影的问题可能也会改善。
4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视力有了大幅度提高，我想这一定是拆线的结果。我从挂毯上看出了新的图案，从耶鲁的像片上看出了奶牛和人群，看到了莱汶汉教堂以前看不到的拱形屋顶。我想今天如果检查视力，结果至少在能达到20/70。
第八章 第二次碰运气
由于日记过于琐碎零乱，因此必须把主要事件归纳一下。这一年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年啊！我戴眼镜后的校正视力达到了20/40，即使是单眼视力也达到了驾驶车辆的最低要求。车辆管理局发给了我一个为期两年的驾驶执照，我像小青年一样开始驾驶第一辆汽车。我看懂了自动出纳机的详细使用说明，对过去十五年金融系统发生的技术进步感慨万千。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报纸，和其他老年夫妻一样谈论着新闻，随便打断对方的阅读。日子似乎天天如此。
我们在夏天和秋天两次到圣克鲁斯岛旅游。我应该发现加利福尼亚变得比以往更拥挤、更郁闷，污染更严重。我会慢慢认识到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在最初的几个月情况恰好相反。在去圣克鲁斯岛的途中，我对小镇与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的景色惊诧不已。我从车中再次看到了葡萄园与生菜地的交界线。山上仍然长满了橡树。我自由自在地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到处行走，再也用不着导盲杆了。更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十五年未见、已经三十岁的女儿艾利森。我见到了她的两个男孩斯凯伊和克里斯托弗，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为他们读书，带他们去图书馆。我看见他们在笑，他们的母亲落泪时，又看到了他们不知所措的表情。
年底之前，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看到拆除那台会说匈牙利话的老伙伴的时，心里一阵阵发痛。我有一种把朋友放在盒子里用船运走的感觉。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校园残疾人服务社里的盲人学生，回来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我在工作时，尽量避免经过高速公路，我乘坐校园巴士每周去一次亨廷顿图书馆。十五年的岁月给亨廷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在研究区新建了一座配楼。我走进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大厅里铺着地毯，墙壁上悬挂着油画和艺术挂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坐到那张长毛绒的扶手椅上的情景。我翻阅着各种学术期刊，一会儿举到手中，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