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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开点，这是能想开的事情吗？她着急地问：“这消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早知道了。”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路
“现在告诉你，你还急成这样，要早告诉你，你除了多着几天急外，有什么好处。”伟白一副关心体谅的样子。
“照你说的，我该怎么办呢？”甘平确实没了主意。
“既来之，则安之。等到下次调级，你已和大家拉平。到那时，不用你争，不用你抢，自然会分你一杯羹的。”
甘平气得几乎落泪：“这是不公正的！我没有迟到，没有早退，勤勤恳恳。
伟白用枕巾给她擦擦眼睛，劝慰地说：“你呀，太急脾气。世界上的许多事，偏是急不得恼不得，哪有那么多公正可讲。眼前就是例子，张文他们可以成千上万地拿着钱不当回事，我们却要为六块钱一级的工资在这里大伤脑筋，咱们是比他们笨，还是比他们懒，这公正吗？不公正！但你没办法。做为一个小小老百姓，你根本不可能和组织上抗衡。只能是忍受下去，顺其自然。而且，你没长上级，领导上便要格外关注你的表现，会不会闹情绪？说风凉话？甚至甩耙子不干了？这种时候，你尤其得谦虚谨慎，比干日更加勤勉………”
伟白还在喋喋不休，甘平知道他是好意，但她听不进去。她要找个地方讲理去！她要为自己报不平！她不稀罕万元户大把的票子，但她珍惜自己六块钱一级的工资。钱和钱是不一样的！
夏末秋初的夜晚，像一盆逐渐凉下去的温水，令人于温罪之中觉得不舒服，不痛快。甘平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披起衣服走出卧室。
小小客厅里，红红的烟头闪动着，飘下点点火星。
“你也没睡？”甘平有点丧气地问，她原想自己安静地呆一会。
“买卖人，伤心劳神。”张文轻轻弹了弹烟灰，不经意地反过来问甘平，“你和姨夫好像吵架了？”
甘平一惊。这房子的墙实在是太薄。
孤立无援的窘境，使甘平淡忘了老一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她乐意有个人能倾听自己的心里话。张文其实是有意等在这的，他极想知道他以为是极乐世界中的烦恼。于是，官宦之女与乡下穷寡妇的儿子，在融融的月光下，面对面坐下了。
初时，张文一直沉浸在幸灾乐祸的快感当中。六块钱，让这位小姐难成这般模样。他几乎抑制不住地想大笑一阵。听到最后，他有些代为打抱不平了：这不是长工资，是用六块钱拿人开心。他那颗不安分的抗争之心，使他顺嘴滑出一句话来：“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完！”
这句和伟白的劝说完全风格不同的话，颇使甘平受了感动。她的鼻子又是一酸。
“我也想找个人讲理去，可是找谁呢？”
“谁官大跟谁干！”连张文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快地从牙缝里又挤出这样一句。是说自己呢？还是挑动这个大官的千金反叛呢？
甘平却当作一个很认真的主意听进去了。她知道厂子是“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厂长个人是有很大权力的。“可是，我怎么说呢？为了六块钱……”甘平还是迟疑着。
到了这种时候，还要如此遮掩虚荣！张文又生出鄙夷之心。这世上成千上万自以为清高的人们耻谈钱字，可离了钱他们又寸步难行。他真想抛手不管，由着甘家小姐清高去，但他在最初听到“姨妈”、“姨夫”为六块钱发生不快时就悟到了一个天赐良机，这下轮到他来救救甘家后人了。在甘平没到这小客厅之前，他曾面向西北，从内心唤了一声：“妈妈，从此我们将平起平坐地面对甘家了。”
“甘平，你如果需要给厂长表示点意思的话，我张文可以……”
已经彻底失去“姨妈”头衔的甘平正想着明天见了厂长该如何措词，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使她差一丁点儿像她妈妈一样地跳了起来。
十一
登往厂长办公室的台阶，像一排排光洁的牙齿，噬咬着甘平的双腿。她的膝盖像嚼得恰到好处的泡泡糖，又粘又软。
她还是来了。她不能容忍张文那几句话中恶毒的果肉，却接受了那个坚硬的内核：找个最大的官干干！可是，真到了刀兵相见的时候，她像做了贼似的心虚。阳光使夜晚那些振振有词的理由，褪色得只剩下一个“钱”字。为了钱去自己游说，真叫人为难呢。可自己不说，谁为你主持公道？连伟白都不理解。别的人将怎样看她？厂长会不会容她将话说完呢？如果厂长将她轰出来，那……她不敢想下去了。
台阶，终于走完了。她先推开厂长秘书的门。
一见甘平，秘书迎上来：“吃了您的药，我的病好……”
“今天不谈病吧。我要找厂长。”甘平鼓足勇气说出来意。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微微有点抖。但一经说出，就像打响了第一枪，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反倒沉着起来。
“厂长病了？我怎么不知道？”秘书大惊失色。
“不是厂长病了。而是我要找厂长。”
“噢，是这样的。厂长吗，工作很忙，今天上午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这是时间表，你呢，可以看一看……”秘书立刻习惯地打起了官腔。突然，他的眉心搐动了一下，他那没痊愈的病根不客气地提醒了他。他热情起来，又不显突兀地问道：“不过，事情很重要吗？”
“对我来讲，它十分重要。”甘平有分寸地强调着。
“那好吧！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斗胆犯一回欺君之罪。厂长约了个客商来洽谈业务，人已经到了。我想办法拖住他，给你争取十五分钟的时间。记住！”
甘平已经径直走进了厂长室。紧迫感真是个好东西，它彻底根除了甘平的犹疑和怯儒，使她义无返顾地开始了这轮艰难的对话。
女厂长穿着一套土豆皮色有很多兜的工作服，背对着门凭窗站着，正在眺望她的厂区。她很瘦，衣服横竖都聚着不少褶痕，加上式样像外国的军服，一眼看去，她有些像个空投下来的女特务或是巴勒斯坦的难民。听到门响，她回过头来。那种从她背影所得到的落魄甚至委琐的感觉，顿然间消失了。在鹰翅一样的黑眉毛下，是两道很亮很锐利的目光，含威不露，带着一般女性所没有的肃杀之气。她的脸上浮着一种适度的浅淡笑意。见来人是甘平，那种为客商预备的纯礼节性的表情隐去了。
这瞬息之间的变化，激怒了甘平。她大踏步地走过去，腾地拉开她对面的弹簧软椅，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
“你好像是位大夫？身上药味很重。”厂长有些懒散地说。一边审慎地打量着甘平，一边用余光注意着门口，似乎预备客商一进来就把甘平打发走。
时间是宝贵的。必须单刀直入，一语中的。甘平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找您，是为了谈我的工资问题。”
厂长的脸色立即变得很难看：“如果你是为这个问题而来，那你可以走了。我已经在全厂大会上宣布过，凡是来谈工资的，我一律不接待。你的问题请去找具体业务部门。”
“您的规定，全厂无人不晓。在这种情况下，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走出去。正是因为主管业务部门的不公正，我才来要求您主持公道：“甘平强硬地说。
“噢？”厂长略为有点惊异，一个外表文静的女医生，竟这样锋芒毕露。她不禁露出感兴趣的神色：“那你有什么要求呢？”
“我的要求很简单。一句话——吃大锅饭。”
女厂长鹰翅似的眉毛飞扬起来：“在这间屋子里，我接待过数以百计的工人和干部，都是异曰同声要求打破大锅饭的。说你这个话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讲讲你的道理吧。”
“道理当然有了。只是讲起来大浪费您的时间，我打个比方吧。假如您这个厂是座庙……”
“怎么能是庙！”厂长嗔怪地说。
甘平有些嗫嚅：这个比喻也是有点不伦不类。
见她尴尬，厂长反倒开心地笑了：“要是也只能是座尼姑庵嘛！”
甘平也轻松地笑了起来，一看表，不好！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她还没切入正题呢，赶紧一口气说下去：“就说是尼姑庵吧，住持或者方丈分粥时，每人一勺，轮到我了，偏一口也不给。我跑去问，告诉我是因为我碗里的粥，比别人原本就多些，这次就不给添了。我说，这碗里的僧食乃是别处化缘所得，与你这座庙可是没什么关系，套用一句时髦话，这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了。所以，作为没有分上一口粥的我，要求吃大锅饭。如果分粥不是人人有份，而是真的拉开档次，按劳分配，那么，就请厂长考察一下我的工作实绩。我是劳得不够，还是劳得不好呢？因为扪心自问，钟还是敲得响的。如若这也做不到，就请厂长在公开场合宣布此次调资是属困难补助性质，不视好坏，只论多少，目的是填平补齐，削去虎头山，造一块大寨田，那我以后绝不会再来麻烦您。如果上面说的都不确，那就是我本人另有自己也不知道的劣绩，也请组织上私下里找我谈谈，看我够不够进公安局的资格。纵是做鬼也心里明白。几个方案，请厂长给个答复，之后我转身就走，永不打扰！”
“做为一个医生，嘴不应该这么厉害。”女厂长皱着眉说，“我也不是街上的修鞋摊，不能立等可取，我还得再听听另一面之辞。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此次以你工资基数较高为理由，未给你调级，你有意见。是这样的吧？”
“是的。”同刚才的慷慨激昂相比，甘平此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吐过之后，反倒像散了架似的心虚。
“有件事我想问你。当然喽，你也可以不回答。长工资的名单目前还在保密阶段，你是怎么知道的？”
伟白看来要被她出卖了。甘平有点后怕。但事已至此，她不可能说别的：“这个，无可奉告。”
“好吧，你可以保守秘密。但私下里传递这种信息是不正常的。这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一点。其二，我想知道你的消息是否准确。”
“绝对可靠，明摆着的事，如果它是假的，证明此次调资有我，我还有什么必要来找您呢？”
“关于这件事的可靠程度和你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会加以核实。”厂长扶起粗钝得几乎看不见尖的红铅笔，在画满字迹的台历上又做了一个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记号。
时间只剩下三分钟了。甘平的话已经说完，她悄无声息地拈起一把竖刀，削了一支有着优雅坡度的红铅笔，轻轻地放在桌上，算是自己的谢意。现在，她可以走了。无论事情是什么结果，她的心已经安宁了。
“如果一切属实的活，”厂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将运用厂长的职权，予以干预。”
这最后一句话，她说的格外轻，甘平却感到了它非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事情总可能有两种结果。即使调不上工资，希望你不喝粥也撞钟，而且还要撞得更好。”厂长结束了她的谈话。客商在秘书的陪同下，已经出现在门口。
整整一天，甘平都处于一种无名的兴奋之中。厂长并不像伟白说的那样严厉和不近人情，她得到了比期望更多的东西。
晚上，张文又接着讲他的经历，甘平也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听下去——
所谓跳楼货，是上千米纯白涤纶，白得像冰和雪的混合物，莹白闪亮。进的时候想价钱很便宜，颜色也很漂亮，就买了不少。谁想到西北风沙大，白色太不禁脏，除了医院和饭馆以外，没有人爱穿这个颜色。可那时，哪有用白涤纶做工作服的。货一压，上万元资金无法周转，等于一分钱也没有。这对寡妇母女开的小店是笔沉重的负担，难怪要跳楼了。
我一声没吭转身走了。我也没办法。但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正在这时。我继父的父亲，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爷爷死了。按继父家乡的风俗，须得长孙回去扶灵。我于是跟着继父回到江南。这是我第一次进玉门关。一路上长了不少见识。丧事办完，我对继父说要独自去上海看看，继父一分钱没给，总算是答应了。
看了上海人的穿戴，一个主意就想了出来。我在南京路上买了一种很便宜的面料，却进了家很有名气的西服店。老裁缝一边量尺寸，一边唠唠叨叨：“你身材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