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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１８００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第二十二章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中央全会……提出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１９５９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１９５９年１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１８００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１９５９年４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到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毛泽东曾于１９５９年岁末之际，修书一封，问候陈云：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尽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了“右倾”，要继续“大跃进”，但是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困境，亦即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一“调整”，实际上就是中止了“大跃进”。
为了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实行“调整”，总结工作中的教训，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一会议参加者达７１１３人，习惯地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陈云虽说仍在养病之中，但是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毛泽东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还“推荐”了一个省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刘少奇则说：“我们所以发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刘少奇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中央领导众望所归。
面对毛泽东的热切的目光，陈云却摇摇手，只说了一句：“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
陈云向来稳健，凡事要三思。当时，陈云确实还要看一看，想一想。所以尽管上上下下在“出气”，在呼唤他重新主持经济工作，他却只听不说。
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乱得像一锅粥的中国经济，陈云在深思着如何加以调整，挽回败局。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１６天，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这一开口，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一套一套，作了长篇报告。
那是从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１日起，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开了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实际上是“七千人会议”的继续。
第二十四章 “调整大师”说话了
当时，形势是严峻的。因为财政部门在“七千人大会”后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１９６２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三十亿元人民币！
刘少奇用这样的话，形容形势的严峻：“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陈云打破近年来的沉默，作了长篇讲话，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把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结为五个方面：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八百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却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指出，前两个困难是主要的。后三项困难是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就像面对一位危重的病人，陈云开出了处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
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引者注：指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一九六○年起，大体上要五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引者注：后来由此出笼了一系列高价商品，如高价烟、酒、糖果、点心以及高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皆为陈云之主意）。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第二十五章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陈云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战略思想。
陈云以上海一位医生的话为例：“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陈云主张“网开一面”，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对商品实行双轨制：一是平价的，凭证供应；二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比如，平价的糕点是六角四分钱一斤，高价的是四元五角一斤。由于“网开一面”，使有钱人能买到高价商品，而国家又借助于高价商品回笼大量货币。
陈云还总结了经济工作的基点，即“争取快，准备慢”。
陈云强调：“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毛泽东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
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