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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总序作者简介照片（图）
《影像史记》 总序引言：当你错过历史瞬间（1）（图）
在我看来，影像史学的诞生不仅是媒介的革命，而且涉及到历史学的观念、逻辑、框架、叙述和语言的一系列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影像史学的研究足以对“历史是什么”构成置疑。在影像面前，黑格尔的逻辑苍白枯燥，法国年鉴派的数字冰冷无比，那些曾经在“唯心”和“唯物”中的纠缠更是穷尽无聊。我想，当历史学真正引进注视、观察、倾听、体验的时候，才能真正得出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感悟，而这正是影像史学所能给与我们的。
《影像史记》 总序引言：当你错过历史瞬间（2）（图）
《影像史记》 总序引言：当你错过历史瞬间（3）（图）
《影像史记》 总序引言：当你错过历史瞬间（4）（图）
《影像史记》 总序引言：当你错过历史瞬间（5）（图）
《影像史记》 总序引言：当你错过历史瞬间（6）（图）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1）（图）
历史在时光隧道的另一头熠熠发光。 ——美国历史频道的广告词 静止的中国 1980年代以来，国外的汉学研究逐渐被国人重视，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而言，借助外国学者的视角和观点反思中国既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似乎是一条跳出自身桎梏的踏板，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养成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很难在短时间调整过来，对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局”，只有借助“他山之石”才能有效地破解。这一时期大量译介过来的学术著作，为中国学术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语汇、概念和理论框架。从“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到“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其中，最突出的共同点是对“整体中国”的解读，即便是较为专业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学术著作，也会经常抑制不住地对“中国”本身进行评头论足，这些演说共同形成了一种西方话语中的“中国观”。事实上，这种中国观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持续地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传教士，一直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群文化使者，从十六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塑造了中国的富足、安详、传奇的形象，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出现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经历了由艳羡到蔑视的感情变化。游记也好，论述也好，只言片语也好，所有这些文字中的中国印象，很难使西方人对中国产生完整的形象感，而自从摄影术和电影胶片发明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只可惜，当真实的影像能够实现的时候，中国正逢一个王朝的没落时期，接下来又是一个动荡乱世，在由照片和电影组成的中国影像中，最初的中国是腐朽的和混乱不堪的。 当十九世纪中期有关中国的照片出现在西方社会时，“中国”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思想，也不再只是艺术化的器皿、丝绸织品。神秘的东方古国以其具体的细节被呈现在西方人面前，中国社会独特的风俗习惯几乎都成了照片的拍摄者和观赏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特征：方块的文字、神奇的筷子、男人的辫子、扁平的脸、细小的眼睛。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的形象的照片有一个普遍的主题是表现大家族的伦理关系，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一脸尊严；淑静娴适的妇女手总是规矩地放在膝上；脸上缺乏天真稚气的孩子总是胆怯地依偎在大人的身边。在西方人眼里，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度，被伦理森严的家族关系织成一个严密的网。而在他们的摄影机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充斥着畸形的意象，诸如男人们细长的辫子，女人们畸形的脚，手持烟枪横躺在烟塌上的吸鸦片者，以及妻妾成群的显贵富人。这些匪夷所思的愚昧习俗，麻木又不无狡猾的神态、病弱的身体，构成了影像中的“中国形象”。 如果说静止的照片记录的是西方人观看中国人的瞬间印象，那么随着电影的诞生，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则诉说着西方人眼中的惊奇。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2）（图）
活动的中国 在电影诞生的最初几年里，基本上承担着猎奇世界的使命，遥远的中国自然成为摄影师注目的对象。 1896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pany）发行了两部记录晚清重臣李鸿章访问纽约的短片，名字叫《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河百老汇》，迄今所知，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今天从美国版权登记局记录上还可以查到这两部影片，可见在美国曾做过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也在日本放映过，当年日本优秀的解说员德川梦声曾担任过解说，据他回忆，影片是跨带式循环放映，他在解说中说：“李鸿章这位天下英杰，世界伟人，随意走动，这是活动照相的真正价值”。这两部影片在国内还没有看到。 两年以后，1898年，托马斯•；爱迪生派了一名摄影师作环球旅行，给公司拍摄影片，访问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诞生了一批拍摄中国的纪录短片，分别是《中国仪仗队》、《跳舞的中国人•；傀儡戏》、《香港总督府》、《香港商团》、《香港码头》、《上海警察》、《上海街景》、《香港街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翻阅资料时，我们曾经无意间查出这批没有目录登记的影片。它们是通过何种渠道，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已经难以考证，我曾经长时间阅读这些影片，每部影片不长，约30秒到1分钟，画面质量已经严重受损，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阅读这些影片只是强烈地被历史的斑驳和沧桑所感动。 1900年，庚子之变是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世界媒体的关注程度不亚于美国出兵伊拉克。以充当卢米埃尔的摄影师起家的英国人詹姆斯•；威廉逊（James Williamson）曾到北京随军拍摄，后来编辑了一部名为《中国教会被袭记》的影片。在英国BBC制作的一部“二十世纪回顾”的电视纪录片中引用过一段资料，应该是选自这部影片。据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在《电影艺术史》透露，这是威廉逊在花园洋房前导演，由他一家人搬演的。前半段情景是义和团攻打教堂，外国侨民拼死抵抗，后半段则是联军的战斗场面。画面上的义和团团员的辫子明显是假的，外国侨民开枪时会冒出一股白烟，其中有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外国女性，应该是使节夫人，扮演的惊慌失措相当真实，显然不是游戏之作，而是当时为配合国内宣传，特意制作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用的手法今天叫“真实再现”，这应该是这种方法最早的尝试。威廉逊似乎没有胆量在真正战场上出现，而美国的摄影师则勇敢地跟在美国第六骑兵队后面，拍摄了该军攻打北京城的场面，相对完整地记录下了整个战斗情景。这部题为《进攻北京城南门》的影片今天还可以看到。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大多是骑着高头大马，从旁边围观的观众表情来看，显得并不惊慌，在有些镜头里，甚至看出双方相安无事的情景，老百姓与联军士兵都在街头走来走去。有一段法国士兵打马球的场面，但坐骑则是中国的毛驴。从氛围看，这些士兵在北京驻扎有些时间了，驴子的跑位与配合也相当职业化。士兵手中的板子用的是中国的扫帚，所以场面看起来有些滑稽。 真正战斗的场面不多，但可以看出双方实力的悬殊。从许多画面还可以看出北京城的残垣断壁，在黑白而古旧的影像中，北京城的荒凉相当震撼人。要知道这是个失去皇帝的城市，这时的皇帝和慈禧太后正行进在西逃的途中。这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现象，在中国被迫与外国联军宣战的时候，东南五省却通电互保。八国联军可以从海上，经天津大沽口登陆，直捣北京，并很快占领北京，一个失去首都的国家竟然无动于衷，似乎户很难看出当时国人的亡国灭种之恨。 另外一部电影则是录制的一场马戏表演：大变活人。一位美国的魔术师依次变出英、法、德、意八国士兵，最后变出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短小猥亵，被先前变出的八国士兵一阵痛打。从影片的剪辑中可以看出明显的作假痕迹，变出的活人是经过剪辑的，看来庚子之变或者拳匪之乱是当时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3）（图）
1902年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pany）拍摄了《北京前门》、《天津街景》和《李鸿章和他的随从》，这三部影片已经带有相当的历史内容，那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庚子之变，北京残破的城楼和天津倒塌的城墙是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产物。在这一批影片中，《李鸿章和他的随从》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关于这位北洋大臣的影像。片中李鸿章从屋子里出来，走到一架相机面前，从画面上看，李鸿章至少有一米九，走路需要有人携扶，非常老态，但从神情看明显流露出对这种西洋玩艺的强烈好奇。这段影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与八国联军谈判期间，从史料看，李鸿章当年已逾80高龄，且重病在身。一张《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谈判代表的合影很能说明问题，李鸿章在代表中竟相当瘦弱，几乎是萎缩在椅子上，与周围气宇轩昂的外国使节形成鲜明对照。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法国百代公司派人在中国拍摄了影片《斩决红胡子》。另两部影片题为《日俄战争》和《旅顺口陷落》，另外，约瑟夫•；罗森塔尔（Joseph Rosenthal）为伦敦的日本吉水和藤原拍摄了《旅顺口》。这些影片只是在外国制作的纪录片中，看到一些片断，完整的片子已不可见。 1907年，意大利人阿•；伊•；劳罗斯（A•；E•；Louios）来到中国，开始将放映机架到中国的影院，第二年3月，他亲自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这年的下半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劳罗赶到北京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大出丧》，此后，又陆续拍摄了《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影片，保留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和神韵。其中，我只看到过《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两部。前者拍摄的是租界外国驻兵的巡逻和出操，后者有强行剪辫的细节。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慈禧太后的活动影像，现存的十几张照片是宫廷摄影师勋龄拍摄的。时间是1902年，是慈禧刚从西安归来的那一年。劳罗斯拍的《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尚未见存世，1909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拍过《西太后》影片，可惜这些影片也尚未被发现，关于慈禧的葬礼只有当时端方拍的几张照片。 “他者”的视野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影片，许多是游记似的街景和人群。这些镜头的特点是机位很少变动，大多是一个长镜头下来，几乎没有特写。即便如此，这一个个长镜头凝聚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气氛，再现了中国人的各个生活场景、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看这些模糊不清的影像，百年前的历史也就有了几可触摸的质感。 法国人阿尔伯•；肯恩分别于1909年和1912年——1913年两次来到中国，共拍摄了2000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黑白立体玻璃照片千余张，彩色玻璃板反转片600多张，内容以北京居多，共有800多幅。大多是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等。其中还拍摄了近1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涉及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记录了上个世纪初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和风土人情。就具体内容而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些相同的题材、相似的情景几乎是反反复复地、被摄入镜头。可以认为这些照片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直观认识。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的妇女、少年老成的孩子等等，中国人的家族形态以及家庭关系中严格的等级秩序、伦理规范一直为西方人所关注。 从1910年代以前留下的大批关于中国的影片中（判断此类影片的年代当然是看中国男人背后的长辫子），仿佛可以阅出当时中国的表情，中国人的麻木、痛弱、愚昧是写在脸上的，那种对外国人的好奇，透过他们对镜头的注视表达出来。同样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