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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过去的声音：抢救心中的历史（2）（图）
近年来，随着影视观念的不断创新，纯粹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已经成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工具。这种拍摄编辑方法人们习惯称“话接话”，即通过众多采访对象的口述，互相补充、互相说明、互相解释，逐渐接近被遗忘的历史真相。甚至通过众多口述者的互相矛盾、各执己见来进行“罗生门”式的编辑，将辩解事物真相的任务交给观众。段锦川、蒋樾从拍摄《解放啦》，开始尝试口述史纪录片的创作，近年连续拍摄了《百年笑声》、《二人转》等片。口述史学在纪录片中的应用已经渐入佳境。纪录片《解放啦》试图从民间记忆的角度，再现1949前后中国解放的历史真实，这段被解释了无数遍的历史，在口述史的关照下，焕发了真实的魅力。面对中国大转折的历史情境，面对空前残酷的战争较量，众多民众的记忆是什么？在摄影机前，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被讲述出来，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被描述出来，甚至那些微妙的心理感受也被细细的渲染出来。镜头里是无数的人头，他们一直在讲话，创作者只是巧妙地将他们编辑起来，甚至很少用历史资料，只是在情绪的过渡和历史背景的交代时，才引用一些镜头。但历史的生动性和真实气息却扑面而来。 段锦川、蒋樾对这种方法开始越来越迷恋，他们有个宏大的创作计划，企图创作百集口述史纪录片《时代》，分别是《我的50年代》、《我的60年代》、《我的70年代》，用三年的时间把共和国30年的历史通过口述实录再现屏幕。可以想见，这样的尝试必将对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在我看来，口述史纪录片并非简单的还原历史，这里需要历史观念的创新、采访技巧的创新和编辑手段的创新。2002年，我们在创作纪录片《重庆大轰炸》时，开始全面尝试口述史方法。其中的一些体会我以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历史观上，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这段历史是谁的历史？这里涉及到叙述角度的问题，比如全知全能还是有所限制？作为有五年历史的陪都，重庆的这段历史内容相当庞杂，从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到周恩来及其中共代表；从美国顾问团队到众多外国记者，这里都是表演的舞台。正史的写法就必须全面反映这些内容，我一开始就否定了这种做法。对以上内容全部舍弃，我的镜头只对准民众，我们只倾听民众的记忆。他们的迁徙、他们的困苦、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死亡，我只想还原民众的日常生活、心理状态和生存境遇。 在采访的初期，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采访了近20个人，虽然记忆各有差别，表述千差万别，但主题却是极其单一，那就是轰炸轰炸再轰炸，悲惨悲惨更悲惨。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量是单一的。我们无法将片子的节奏和历史的推进表现出来。 我们最后找到一个采访的“分层法”，从主题上，我们将主题分：迁徙途中、初来乍到、遭遇轰炸和恐怖记忆等；从感受上，分以下几个层次：初来重庆的观感、我每天的生活、我的亲人、第一次看到日机、第一次进防空洞、轰炸那天的天气、防空洞的氛围、空气和生活等。我们的采访相当细，细到连采访对象都开始不耐烦，他们发现精心准备的讲述内容我们并不感兴趣，而只关心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采访过程就是我们一再矫正、转移和补充话题的过程。 《重庆大轰炸》我们累计采访近100多人，关于1940年代的5年中的生活细节和历史细节掌握的事无巨细。诸如当时的物价水平、吃穿住行、公交路线、防空洞的地点、当时的天气、日机的形状、声音甚至日本驾驶员的表情都有详细的描述。在这样细节的支撑下还原出来的历史会是什么状态是可想而知的。 在一次电视节目策划会上，作家冯骥才一直在强调两个字“抢救”，就是抢救湮没在民间的历史；抢救即将消失的记忆；抢救被我们遗忘的历史角落。也许这就是口述史纪录片大有可为的原因吧。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过去的声音：抢救心中的历史（3）
从看到听
许多电视人未必关心过口述史学的方法和理论。段锦川、蒋樾等人可能一直在凭艺术家的直觉在工作。但我想，将口述史学纳入到影像叙事学的范畴进行考察，对纪录片的实际操作应该是有益的。
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口述史学诞生于本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并于60、70年代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应用。据唐德刚先生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亚伦•；苪文斯最早创造了口述史学（Oral History）的概念。早期的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以确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为目的，基本上是在与文献史料学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后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则开始把口述史学当作一种治史方法，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来研究民间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
口述史学对历史科学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一方法的产生并非始自今日，但其功能的完善和模式的形成却是在本世纪后半叶完成的。现代音像技术乃至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给传统的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本世纪后半叶，口述史学内部曾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和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方法论上的突破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介入，使这一历史方法迅速走进普通民众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史学的概念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历史学家看重的是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民间历史意识的重建，这与后现代思潮对民间的重视一脉相承。在西方学术界，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和“新社会史”双重影响下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与后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民间。从历史学的角度讲，民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这也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目的。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近年来，根据人物口述编辑成片的纪录片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一个重大事件的完整再现，没有当事人的口述是很难想象的。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
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它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资料，人们只能墨守成规地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塔奇曼语）。口述史研究则向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旧有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因为口述史学家往往是以“拓荒者”的身份出现的。总之，这种治史方法显然具有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优点和长处。成功的采访往往不是结论性的评述，而是倾听当事人的讲述故事。这是历史著作和影视解说词很难达到的境界。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墨守成规的旧有模式，从而向几千年的传统的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文字史料不能说没有，但确属凤毛麟角。西方口述史学家认为，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资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下层民众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部分，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毋庸置疑，口述史学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1）（图）
策划选题和前期调查就意味着主动接近和研究历史，这是口述史学的一大特色。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这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口述史学家在制订调研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换言之，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其实，这种独具特色的调研方式与其说是“发现”历史，不如说是“发掘”历史。其原因在于，许许多多的史料就掌握在民众的手中，只不过未充分发掘罢了。由此看来，口述史学的“拓荒”功能是其视角开阔的主要原因之一。 口述史学家在新世纪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口述历史的自传模式问题。众所周知，个人回忆的生动翔实是口述凭证的一大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历史学家。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却保存了“一大堆废物”。口述史家唐德刚就多次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而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十五是他的口述。完全依靠口述者的个人记忆想复原历史的整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的意义却在于历史证据和历史细节的提供。 在19世纪中叶史学走向专业化之前，口头史料一直是西方历史著述的主要依据。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把史学家的责任归结为“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是这样阐述他的写史原则的：“我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尽管17世纪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学家开始转向已经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