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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并且引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说：“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冷战的冰凉铁幕，国外干预（越战）的尴尬结局，使那个时代的美国人获得了一种伤感的历史观。正是在这种伤感历史观的作用下，作者才奠定了本书的结论和结构：伟大的美国梦的破灭，“美利坚分裂国”的哀鸣。六十年代还没有显露它的伟大遗产。
所以，在威廉·曼彻斯特关于这个“必得恶果”时代的细节化描述中，带着他惯有的亲切嘲讽的腔调：“在六十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六十年代已经来临。”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斑斓的复杂面目，置身其中的某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甚至被漫画化和小丑化。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30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27岁以下。”“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是整个六十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和大学当局对抗，和警察对抗；或者离开校园，在广袤的美国大地上游荡；或者参加任何一次反战游行。对既成体制的反感和疏离，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狂欢，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卷入了“黑色权利”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阔大背景。并非只有和平和鲜花，也同时伴生着黑人暴力革命（马克西姆·X、黑豹党）和校园暴力，伴生着18岁的琳达服用LSD后在一个嬉皮社区被强奸致死的悲惨结局。这一切，都在六十年代结束后沉淀下来，等着对遥远的时代显露影响。
而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个人，在退潮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代的因素隐去，观察曾经历历史的个人的自由抉择，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我就在美国导演马克·基切（MarkKitchell）的纪录片BerkeleyintheSixties（《嬉皮年代的乐与怒》）中看到过十余位当事人的自由抉择——无论如何，更多的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年轻时的立场上。
这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又一代人出生了。同样的，经历了成长和成长中的挫折，经历了质疑和辩护，这一代人也开始选择。李皖在上个世纪末宣称：“你们过去的理想不是理想，只是理想的幻觉。你们早都变质了，早都换了一个人，所以你们要追忆……看来时代真的是要转季了。那喜剧式的结尾表明经历的痛苦已然抚平，过渡的时代终于要走到结束的关口。嘿！21世纪，请等一等，我们马上要脱壳了。”（《罗大佑是一种什么病》）“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这种加速度终于在今天赶上了这一代人，汇合上了这一代人。是的，理想的幻觉，想像中的辉煌；是的，喜剧式的结尾，结束的关口。但是，经历的痛苦真的已然抚平了吗？
当世纪轮换的廉价乐观土崩瓦解，“代”的概念的确失效了，个人和个人的团结取而代之。那么，脱壳而出的人儿，你将走向何方？你的痛苦果然抚平了，还是根本就认为创伤不过是幻觉？你所宣称的“你们”和“我们”，谁是被加速度落下的落伍者，谁是乘着加速度快感如潮的同伙？
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
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
□记者术术
阎连科的最新长篇小说《受活》在《收获》2003年第6期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评论家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受活》将于2004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是“布老虎丛书”改版后的抗旗之作。而此次春风社还推出了《受活》的珍藏版，珍藏版限量发行9999册，只要读者认为有不满意之处，即可退货，充分显示了该社对《受活》的信心。
“受活”的意思是“爽”
记者：小说的题目《受活》是什么意思？
阎连科：小说絮言里的第一个注解就是解释“受活”的。“受活”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确，很难用普通话里的某一个词来概括。在普通话里“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它还有自由、忍耐、苦中作乐的意思。
给小说起这个名字很随意，因为是用方言写成的小说，整个叙述的过程是展示方言的过程，我觉得小说的名字用方言可能更好一点。
另外，小说里写的那个村庄叫受活庄，一个女主人公就叫受活婆，“受活”这个词跟小说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记者：小说里柳县长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对现实和社会的概况性也很强，你是出于什么构想？
阎连科：我对农村、军队都非常熟悉，放之四海去考虑，“往上爬”是许多体制内的人的共同心理，无非表达方式不一样。现在一心走仕途的人都觉得，当官是一种事业，把当官美化得没法说了。
柳县长只是其中一个颇具代表色彩的小人物。第二点，柳县长还有中国人的另一个特点，他考虑到生前，还考虑到死后。这的确是中国固有的，中国一个小村长、老百姓，都有可能考虑他死后如何。
记者：以柳县长为代表，小说里的人物有很多荒诞的行为，是对社会现实构成了反讽吗？
阎连科：这部小说跟我以往的小说比起来多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幽默感，但不是那种具体的句子、具体的细节展开的幽默，而是故事本身和人物命运都具很明显的幽默感。
而《受活》和社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多尖锐、多复杂、多激烈，作为作者我是无法把握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法停下来思考，只是始终保持着激情把小说写下去。一个人物要做什么并不是我写之前就设计好的，有了性格基础，人物是自然而然走到那个地方的。柳县长这个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做出让自己“永垂不朽”的非凡之举，这才合乎他的性格。
所有的小说情节、人物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必然。
文学里看不到现实
记者：你说过一句很抒情的话：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这表达了你对现实主义的什么认识？
阎连科：我以前的小说大部分是老老实实地讲老老实实的故事的小说，但后来我发现现实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现实主义其实来自于人的内心。
现实主义强调真实，但对文学来说其实没有真实可谈。任何的真实一旦进入作家的笔下都会是虚假的，作品的真实绝对不应该以生活的细节来核准。
作家能力应该体现在让虚构抵达真实或者把真实的东西完成到非真实的程度上。所以，对现在的文学强调的真实，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觉得生活比小说复杂、深刻、阴暗得多，在文学里看不到现实的真实面目。我们的文学不能永远跟在生活的后面，只有放开想像往前走才有可能与生活同步，或者稍微往前走一点。
记者：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最易被读者接受的一种表达，是因为如此，才被很多作家选择吗？
阎连科：很多作家被现实主义束缚了手脚，被它捆绑着无法摆脱。大家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读者是伟大的，读者也是需要提高的。他喜欢吃巧克力，但我们不能永远给他巧克力吃，没有人给他吃一口黄连。黄连虽然很苦，有另外的效用。巧克力只能让人发胖，还没有一块地瓜的营养丰富。
记者：有人对你们这些写“黄连”的作家提出质疑，认为你们大写苦难，不知道要带给读者什么，难道人性之美就不存在吗？
阎连科：人性之美肯定存在，沈从文、汪曾祺都看见了，但它不在我的目光之中，不在我的内心。
写作是在朦胧状态产生和结束的，一个人能写什么样的小说，是生下来就确定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找到，不是中途可以改变的。作品是内心的一种表达，苦难、疼痛是我能够触及和把握的。
我的写作是把我认识到的东西公正、诚实地坦露出来，我不认为这是偏激。我看到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我所表达出来的是有限的，我想到十分，只能写到三分四分吧。
记者：你这样会不会用力过猛，伤到读者？
阎连科：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吃巧克力，吃一点黄连没什么坏处。病入膏肓通常是温补，而我主张恶补，这样会有另外一种治疗效果。就像减肥通常采用运动、节食、喝减肥茶慢慢来，而我选择直接抽脂。
我想做这样一种尝试，即便它不成功，三年的努力没有被读者认可，我也愿意这样做，愿意给阅读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我坚信读者会觉得他读了一部不一样的小说。我坚信在千百万读者里会有一部分人需要读喜欢读这种小说。
方言激活汉语写作
记者：你的小说在故事线索之外，每章后面有一个絮言作为补充，这种结构用意何在？
阎连科：我是用方言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如果没有絮言，读者恐怕不能完全看得懂。有人说它是中国河南乡村的一本通鉴。让我说这叫什么结构我也说不清，但我觉得它和故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结构，也有人觉得破坏了故事叙述的线索。我觉得让我一直写下去可能很难完成，读者和作者在这个时候都可以休息一下。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大量地使用了方言，会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
阎连科：读者是伟大的，但在写作过程中，我一般是不考虑读者的，我只考虑自己怎么写才会好。现在汉语写作过于程式化，方言几乎被排斥在汉语写作之外。
过去的一些小说像老舍的作品如果抛弃方言这个特点，艺术价值会大大降低。我认为方言写作对现代汉语是一种激活，读者可以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我没有能力拯救方言，也没有能力让方言走进汉语写作。但我想做这样一种努力，即便成为牺牲品，我也觉得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