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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荒芜青春路 6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
至今仍然不能忘记，龚巧明从四川来北京，我们仨一同去爬香山的鬼见愁，记得中午在山上吃饭，巧明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半碗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万之则说，“我都看惯了，她从小就这样。”原来他是比巧明大一辈的亲戚。
还不能忘记，他到我家做客，知道他有点儿“洋派”，在这伙人里，他是惟一可以用英文与老外交谈的人。可那时没有速溶咖啡，更没有咖啡壶，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粉，喝起来尽是渣子，实在是附庸风雅得可以。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他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认识，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一种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迈平一九八六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惟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惟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
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荒芜青春路 7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我只好承认百分之百不懂。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
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我都这样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在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荒芜青春路 8
我在《今天》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墙上，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黑色的裤子，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成了马氏时尚品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速度却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否则，醉酒而又行动不便的马德升，在郊外不知怎样度过那个夜晚。八十年代中期，他到了法国、美国，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当然，这不等于说现在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而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人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七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