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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外景地是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那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我在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有许多都分配在这里的州文工团。
这里是高原，开水只能到六十度，米饭也煮不熟，高山反应是很厉害的。在我们刚翻过雀儿山进入阿坝州时，停车下来活动活动双腿，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由于缺氧昏倒了。
平日在其他摄制组里发生这样的事，最多我只是看看热闹问候一下以示关心就可以了，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全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来回张罗。我只有一边张着大嘴哈气，一边下达命令，像一条挣扎在河滩上干渴的鱼。
过去是一切事情别人都替我安排好，现在是一切事情我替别人安排好，全部的秩序都倒过来了。
第一次拍电影给酬劳使大家觉得有了摇钱树。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当然是多多益善。过去是由国家控制反正没钱，现在是由我个人管理不能让钱都进了我自己的腰包。人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恨不得掏出自己的钱来拍片的心清。事实上我从头到尾没有拿过一分钱酬劳，可是没有人相信。私欲和贪婪像决了堤的洪水开始泛滥。
第六章第35节 《无情的情人》（2）
组里三天两头罢工。不是说饮食不好，就是要求增加误餐补助。无奈何只有安排每隔三天全组大吃一顿，每天除了合同规定的酬劳外夜餐再加钱。
就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每月再增发奖金五十元。
过几天又喊奖金太少。每天组里又发罐头。
罐头从每人一听增加到每人三听，仍然有人叫“这种饮食只是维持生命而已”。
情急之下我个人花钱拉了一头羊来，剥了皮烧好了请大家吃烤全羊。吃过之后仍然快快懒懒地不想干活，每天拍着大家哄着大家惨淡尽了我的花容。
这一天拍夜景。从下午起我就开始化装。头上的一百多根小辫子费去三个化装师足足四个小时，化装完后立即站起身叫大家出发，请大家出发。颠颠簸簸到了外景场地，刚刚顶着寒风拍了两三个镜头突然全部停电关灯。
“怎么啦？”从戏的情景里跳出来，我问。“不知道。据说是今天晚饭吃得不好。”有人回答。“怎么不好？”没有人应声。只好黑灯瞎火全组往回撤，我感到太阳穴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全身所有的血都聚集在头顶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我给一批人员算了帐，硬着心肠打发他们回家。一下子组里安静了好多。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故伎又开始重演。又三天两头地不舒服，磨洋工。我又开始涨工资，求着大家拍。刚好了一段，又开始罢工，从小罢工到大罢工，最后是男主演带着大家罢工。
拍摄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大家舒服。拍摄已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
我的坚强个性开始抬头。没有人能使我屈服。他们不大了解我从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
我又第二次大动干戈。我换了男主演以及摄影师还有大大小小七个主要创作人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拍摄的一百多个镜头要全部作废，也意味着全组人员近两个月的辛劳付之东流。可是当时我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都有。
我打发他们回家，我们所住的院子里乱成一团。要走的几个人在外面大声叫骂，我屏息静气坐在屋子当中。全组的人都发现我原来如此地“心狠手辣”，有人背后骂我是“暴君”，是“西太后”，说我“走马灯似地换人叫大家寒心”，可是我不再在乎。我开始真正理解西太后当年杀八大臣杀端王杀肃顺是那么迫不得已，如果我现在再演慈禧肯定会“入木三分”。
我不再跟大家嬉皮笑脸。我开始变成一个铁女人。这件事以后，大家噤若寒蝉。
全组静静地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青藏高原，等着我们重新选演员，重新组班子，等着新班子到来的一天再重整旗鼓另开张。
此时我们送到香港去洗印的第一批样片几经周折历时将近一月到了珠影厂。在我们发去长长的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电报到达珠影时，老板们对样片的意见也被邮递员送到了我们手中。争先恐后传阅电报的我们，犹如万丈冰水从头泼到脚。全篇电报都是样片的不足：焦点虚，曝光不准确，人物不突出……
这个重重的打击使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觉得快要倒下了。撑起自己的躯壳，我春风满面地对大家说：“没关系！主演、摄影我们都换了！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主演、摄影马上就来了！”
新的主演、摄影在哪里呢？根本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们每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坝邮电局的电话间里扯着喉咙大喊大叫，终于在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把新的主演和新的摄影喊叫到了阿坝州。
陈国军整天埋头于创作。跑牧区，去藏民家，选外景，体验生活。强烈的高原紫外线使他成了一个纯粹的“煤球”。我承认我曾为他铺平道路，可是我从没有参与过艺术创作。我根本没有精力，也完全没有时间去管艺术，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已大大超过我的负荷了。
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军，完全彻底地和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背道而驰。
陈国军继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组里的人不相信他的能力，也不相信我的介绍，在现场常常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我们现在毕竟还看不到完成片，镜头毕竟是一个一个地拍出来的，无法感觉到导演的才华。
摄制组根本不存在什么“导演中心论”。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时常在现场吵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只有把我大骂一通。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一直隐着，忍着。可是这种当众对我大发雷霆逐渐频繁，逐步升级，以至于有一天为了请求他不要再当众发脾气，我整整哭了七个小时。我一生当中只有两次这样长时间地哭过：一次是在阿坝，还有一次是我与陈国军离婚。我唯愿在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哭泣。
在哭过七小时之后的第二天，双眼肿得像水蜜桃，用热毛巾狠狠敷了一阵，然后继续拍戏，可是陈国军没过十分钟又为一件小事当着全组对我破口大骂，伤透了我的心。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原谅他处境不顺利，心情不好，不对我发脾气还能对谁发脾气？尽管在后来全组都了解了他的才华，也开始对他信服了，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不能弥补的裂痕。
摄制进度不管怎么说在阿坝州拖着拽着倒是一直在向前爬行。阿坝州气候一天十八变，弄得我们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看着蓝天白云，宽阔的草原开满了野花，我们架好了机器，打好了灯光，突然来一场瓢泼大雨。瓢泼大雨过后又是雷电交加，雷电交加之后往往天空出现彩虹。眼看着彩虹一节一节地消失，再接着下冰雹。天气变化之迅速无穷使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阿坝州的气象员。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摄制组刚刚有一点走入正轨，香港方面突然停止了给我们的投资。大概是看我们总是出故障，锣齐鼓不齐，一夜之间对影片丧失了信心。摄制组困在藏族地区的高山上弹尽粮绝。没有钱借钱，再不就欠钱，每天向香港要钱，打电话把电话机都快打烂了。电报发得之多之长足以装订成一本小说。尽管拍摄进度每天似蜗牛，但凡事总有尽头，磨来蹭去我们终于到了停机的一天。
但是，我们在当地负债累累，根本就不敢离开阿坝，全组在等着香港方面寄钱来。
所有的人都在煎熬。这种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小时候游泳，计划要游到对岸，匀着力气向前游，估摸着到岸了，于是手往前一伸，等扑了个空时再抬头一看，离岸还远着呢，突然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游不动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六章第36节 《无情的情人》（3）
没有钱吃停机饭，我根本没脸好意思与大家庆祝我们外景拍摄工作的结束。我每天躲躲藏藏夹着尾巴做人，我内外交困。
好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是哪一天？真是记不清了。管它哪一天，总而言之我们终于得到了答复，几位老板从其他地方调了款给我们，电报收到了，可是钱还在路上。我决定大队立即出发，把制片主任留下来当人质。所有人立即风卷残云收拾行李，一个个跳上车，如同国民党军队撤退，虽然匆忙杂乱，但仍然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阿坝藏族自治区。
紧接着又是拍内景，同时后期制作剪辑、混录，由于倾心投入，着急上火，陈国军的眼睛开始出血。
如同再深重的苦难也会有结果一样，影片终告全部完成。
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试映的那一天，全厂座无虚席，影片放完后全场震动不已。珠影人人都欢腾鼓舞，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公司副总经理王进说：“明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肯定是咱们的了！”
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将影片送交上级部门审查。那种心情无异于一群老农民，披星戴月，餐风宿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辛苦备尝地种出了一个大南瓜，喜不自胜却又提心吊胆地给不种南瓜专门吃南瓜的人品尝评价。
我简直不能在放映间里陪同看影片到最后。那种情形太像囚犯等待宣判。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系于这两个小时之间，我已缓不过气仿佛要虚脱。勉强看看陈国军和摄影师李月斌，跟我差不多。陈国军看我一眼强自镇定，李月斌脸色苍白，他的妻子一直握住他的手在安慰他。
影片结束。放映间里立刻灯火通明。宣判的时刻到来了。为此想到我一定能演好一个囚犯，因为我自认已经历过这种时刻。
“影片不错。”领导慢吞吞地说。我们不敢松气，等着下文。
“外国人会喜欢。”领导接着说，“可是外国人喜欢不一定是好事。
我的头开始眩晕，他的声音开始变远。
“这部影片国外就不要放了。在国内放一放吧。”判决结果出来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回到家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等缓过神来后一想，国外不放就不放吧，先在国内打响了也好。于是振作精神赶紧一边印拷贝，一边去各单位放影片答谢，再请专家看，提意见。
专家们对这部影片反映不错，说了许多赞誉之词。可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冲着我说，好像我是影片的导演，尽管陈国军在场并且坐在当中。这一点令我很不舒服。
忍不住只有亲自杀出来，我开始介绍导演的刻苦以及他怎么创作等等，可是不大管用。人们改变了方式，在谈话的开头对着他，可是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我看出来，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陈国军只是傀儡。
我十分沮丧。没想到我帮忙帮忙帮了倒忙。这个时候，我得到电影局的通知，夏衍要跟我谈话。
夏衍是电影界的元老，是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我的老老前辈了。他以爱才出名，一直关心我扶持我。他看完影片《原野》后说：“刘晓庆演得很好，‘金鸡奖’评选我首先要投她一票！”可是不久《原野》这部影片就禁演了。《我的路》发表后，全国上下众说纷坛，夏老说：“中国作家协会又要有一个新会员了。”几年以后，我因为《我的路》、《我这八年》两本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会员。再后来我要拍摄影片《红楼梦》时，已经九旬高龄的夏老专门找我谈话，可以说，我是电影界夏老最关心、最特别扶持的演员。
此次夏老找我，有什么事？我立即赶到电影局。
那一天大雪纷飞。
夏老这么大冷天还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正在想着夏老被人扶着已经进了门口。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拍得不错。”夏老一坐下就说。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得到老老前辈的夸奖，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部影片不能放映了。”夏老说。
“为什么？”我不顾体统，立刻从椅上跳了起来。
“坐下坐下。影片牵涉到少数民族的某些民情风俗问题。有关部门专门请我来做做工作。我在大雪天出门找你，就是怕你想不通。
我当然想不通。我不可能想得通。我绝对不会明白一部电影怎么会对一个国家有那么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