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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
从七岁到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屋子。半夜从黑暗中醒来，只有头上方一小块微明，可以让自己产生一点想像，因此我对天窗一直抱有一种好感。去年从美国回来后，写过一篇《天窗》，寄到一家报纸的副刊去，却没有登出来。这次周实和李永平两兄叫我将最近一年中新写的东西编成一本，便将它收了进来，全书亦以此为名。
收到这一册中的，有五十三篇都是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间所写，只有两篇例外。《老社长》在《偶然集》中被砍掉了后半截，《“错就错在有思想”》正文虽未被删，附录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却被“节省篇幅”节掉，这次便仍将这两篇收入。但即使不算这两篇，一年中写了五十三篇，对于我这个多病的退休老人来说，也要算是从未有过的“高产”了。
这都得感谢朱纯。她本是一个坐不住的人，退休以后，前些年她总是邀二三个老太太出外旅游，再不就是往女儿家里跑。用朋友们的话来说，就是她主外，我主内。去年夏天，我和她开始学电脑，我笨手笨脚，她却一学就会。虽然最初的动力也许只是为了和女儿“见面”聊天，还有就是玩麻将，但很快又掌握了电脑写作和通信的本领。用她高兴时的话来说，“看见一段一段文字，一篇一篇文章，从自己的手指下面流出来，立刻就发到报刊版面上了，又不必提起早就厌烦的笔杆，真有意思。”
于是，反右后一直懒于提笔的她，大半年来居然也在深圳、郑州和长沙的报刊上发表了好些小文。兴之所至，她将我的文章也拿到电脑上去打字，修改，发稿，存底，节省了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在这一年中要将《学其短》（《念楼学短》的续集）三百多节定稿付印，还要写出这五十多篇东西，即使不说不可能，至少也会要大打折扣。
书名原拟叫做《天窗集》，和前年印出的《念楼集》和去年印出的《偶然集》相衔接。李永平也觉得天窗之为物很有意思，却以为不要“集”字更好，于是便去“集”而只留下了“天窗”。但我仍决定将这一册分为两辑：原来以“念楼杂抄”为题发表在《文化广场》和《后花园》中的三十篇，还叫“念楼杂抄”；另外二十五篇可以算作随笔的东西，则依然叫作“天窗小集”。《天窗》之中又开个小“天窗”，所以不嫌重复者，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于天窗的特别记念而已。
二千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太行山的笑话
中国山多，人也多。若问全国多少亿人最熟知的是哪座山，那一定是太行山。因为“天天读”过“老三篇”，都知道有一座太行山挡路，自己的任务就是“每天挖山不止”，以期“感动上帝”来把山搬走。虽然太行山至今还纹丝不动，山名却早已“深入人心”，加之《我们在太行山上》一唱好多年，谁还能说太行山的知名度不高呢。
现在我再锦上添花，来讲一个太行山的笑话，却是从前人笔记中看来的。为了讲它，先还得讲一讲汉字。汉字的特点之一便是多音多义。比如说“大”字，它既可以读“瘩”（大小），又可以读“代”（大夫），又可以读“泰”（大极）。又比如说“行”字，它既可以读“形”（进行），又可以读“杏”（品行），又可以读“杭”（银行）。这在口头上谁都分得清，望文生义时文化低的的人却不免夹缠。尤其是读“泰”的“大”，后来都写成“太”了，在古时却“大太不分”，更容易混淆。于是便引出了这个太行山的笑话，说的是有主仆二人出外旅行，行至大山前，见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大行山”三个字。主人十分高兴，大声道：
“今天见到太行（杭）山啦！”
“老爷您认白字了。”仆人说：“这碑上刻的明明是大行（形）山，您怎么认成太行（杭）山了啊？”
主人见仆人无知，便告诉他，这里本来是太行（杭）山，碑上的“大行”二字应该读“泰杭”。仆人却坚持说是“大行（形）”，认为主人认了白字不服输。后来主人有点生气了，仆人便说：
“何不干脆找个本地人问一问，如果真是太行（杭）山，我宁愿老爷扣掉我一吊钱工钱，算是认罚；如果是大行（形）山呢，您便奖给我一吊钱去喝酒，好不好？”
主人见仆人又蠢又倔到了这样的程度，反而转怒为笑，便答应了他。正好路边有一处学堂，主人心想找读书人问问更好，便带了仆人进去，见到一位教书的老先生，便要求在学堂里稍事休息，随即向老先生说明原委，请他裁判。老先生听后，笑呵呵地指着仆人，对主人说：
“您就赏一吊钱给他吧，此处的确叫作大行（形）山。”
“如何，我说的不错吧！”仆人快活地叫了起来，立刻向主人讨了一吊钱，兴致冲冲地买酒喝去了。仆人一走，主人便埋怨老先生道：
“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怎么也跟着蠢奴才说是大行（形）山呢？”老先生一直在笑着，听主人一说，笑得更厉害了，回答道：
“您也真是的，输一吊钱算什么，让这蠢东西一世不晓得太行山，岂不好么。”
这则笑话，我所见最早的文本，在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中。明人赵梦白《笑赞》，清人金埴《不下带编》，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均有记述。清人重考据，对笑话也要来认真，《不下带编》引，《资暇录》云：
太行（杭）本俗称，当以太行（形）为正。《山海经》：“太行（形）山，一名五行（形）山。”《列子》直作“太形”，则形乃本音也。知之者鲜矣。
《两般秋雨庵随笔》文笔颇佳，但也举《山海经》、《列子》为证，说：“此仆之考核，胜乃主多多矣。”
此类考据文字，读来均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感。到底是行还是形，专门家也许可以去讨论。像我这样不搞学问的普通人觉得有趣味的，却是学堂老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而以赵梦白的文本最为隽永：
你输他一次东道不要紧，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
梁绍壬的按语也很妙：
老儒之言，甚有意味；盖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辨也。
在我们一生中，硬要将太行山叫做大形山的情形，恐怕也见到过不少回吧。将遍地碉堡的小叫化国称为“社会主义明灯”，将考场交白卷的考生称为“学习模范”，如今拍了去夺奥斯卡奖的影片，又将焚书坑儒杀人万千的暴君称为“护国护民”的“英雄”了。当一阵风压倒一切时，吾侪小民还敢“与之辨”吗，也只能“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去他妈的算了。
好在太行山仍然巍然不动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上帝却如尼采说的那样“死掉了”。山本来是移不开挖不动的，移山填海，无非梦呓，何况并没有人真去挖过一锄头。
（2003。11。19）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给张吉霞
大前年长沙办书展，外地同行颇有顺道过访者。而我退休已久，于现时编书出书之事一概茫然，事实上已经成了外行，故晤对时说得少听得多。因而发现，不少年轻同行的锐气和勇气，甚至还有见识，实在比八十年代的我强得多，更不要说比眼前的七十衰翁了。
张吉霞来访时，原以为也是位年轻同行。交谈后才知道，她不是编书的而是管出书的，不是同行而是一位干部同志，这就更加难得了。
昨天，住在楼上的周实拿了几张画给我看，说是个小学六年级生画的插图。我看画的水平亦不过小学程度，于中国版毕加索和仿八大山人写意的插图，老实说看不懂。对这几幅画，倒觉得有点意味，便问是给什么人画的。周实又将一页清样摊出来，标题“朝三暮四”，原来是个老掉了牙的故事。
但往下看去，当小朋友拿着果子对猴子们说：“早上吃三个，晚上吃四个，怎么样？”猴子们却并不发怒，只是无表情地望着他。
事情并未像《庄子》书上说的那样开始，小朋友还以为猴子没听懂，于是仍然照着书上说：“那就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却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把我们当白痴呀？你以为，我们还是庄子说的那些猴子吗？都过去几千年了，还来这老一套，我们还会上第二次当吗？你也太聪明过头了吧！
真是妙语如珠，绝无陈旧感。
作者是谁，原来就是大前年见过的张吉霞。她给我的惊喜，正不亚于大前年。
也是大前年，我在《学其短》时，把苏东坡“亦谪居一喜事也”转述为“也是我下放以后的一大喜事”。有那么位好心的先生便提出：“谪”是臣子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偏远地区去，是贬义词；“下放”是把知识分子放到工农群众中接受改造，并无贬义；若将二者等同，干部下放政策岂非变成遭皇帝贬谪了么？
旧事重提，不是向张吉霞泼冷水，只是给她一个提醒，讲俏皮话恐怕还得注意点。因为在咱们这里还是老实人多，历来黑白分明，太行（泰航）山是决不能写成大行山的。
不会上二次当的猴子毕竟难逢，话还是要使普通猴子听得懂才好罢。
＇注＇ 太行山故事见前篇。周作人《打油》诗有云：“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掐臂至见血，摇头作游戏。骗尽老实人，得无多罪戾。说破太行山，亦复少风趣。且任泼苦茶，领取塾师意。”可以参看。
（2003。8。14）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买旧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一九四八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作名字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四八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所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闇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二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一九五七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为一九六一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