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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只怕越拖越难“进入状态”，故此次决心应周实之邀匆匆下笔。文章当然比不上高手，意思却是真诚的，刊出后“老社长”自己总会看一下，如有错讹，也好纠正。
我为去世的友人唐荫苏写过《做挽联》，为健在的友人张志浩写过《卅五年前两首诗》，这回又写了这一篇。真希望还能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友谊再写点什么，趁彼此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2001。5。1）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错就错在有思想”上
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的处分，是M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
这时的M，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M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债，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父亲并不和我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
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火速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并无夙怨，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G和M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送了报告后，我就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我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自谋生活”。
情况当然不允许我久拖，眼看便到了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限期，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提出申请。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九点钟交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某某便来找我，说：“老M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M单独谈过话。我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对G、M如此，对原在报社负责这时已被G、M打成右派的D、S亦如此。现在M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某某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M让某某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此时他一变在处理大会上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馀兴了。
“是的。”我决定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出不批准申请的借口。
他沉默了片刻（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人招扶，倒也是实情。”
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我意识到统战部那边可能起了作用，因为我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个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立刻又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M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么？”但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这个空子，你可以钻嘛！”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被开除公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不，要脱离人民，既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这样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听M提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M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报社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他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是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作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错就错在有思想”中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你想到这一点没有？你说说看。”他说。
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
M听了，微微一笑，道：“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递给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标题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面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当了D、S的骨干，反党。你倒不是D、S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这样的人谁敢用？D、S也不敢用啊！”他真不忘他的对手，这时候还要搭上D、S。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他们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D和C搞的吗？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吗？所以，你也不要恨老G和我老M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睛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M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多嘛！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倒可能没有这样想。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两三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的缘故罢，M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某某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M和我的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M给我的那本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一位老领导拿去看过，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经一位同志的手，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这次把这四十八条全部附录在本文之后，本书的编者朱正、刘皓宇、罗印文三同志可以作证，完全是照M给我的那本小册子重排重印的，除改正三处误排，删去两处“反右办”所加按语外，并没有增删一个字。
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虽然M说“这还了得”，我却一直认账，至今仍然认账。
（2001。12。20）
【附录】 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
一、关于自由
1．自由的定义，就是由自——由自己。每一个人都服从自己，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就叫自由。
2．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自由，这要发展生产，并且保证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分配到生产出来的财富，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方面是精神上的自由，这要开放思想，让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任何的统治。
3．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自由。
4．精神上的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纪律约束。纪律总是限制个人自由，妨碍个性发展的。
5．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6．只要真正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创造了绝对自由的条件，人性自然可以得到完满的发展，社会上也就根本不必要有纪律之类带强制性的东西了。
7．如果只注意发展生产，消灭剥削，保证人们物质上的自由，而对人们精神上的自由不予重视，那就还是不够的。
8．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9。强调领导，就必然减少自由。有领导的自由，不可能是充分的自由。
二、关于民主
1．民主既然是人民在政治上作主的意思，那么政治就应当由人民直接管理，不能够有更高的权力机构，不能够有权威。
2．民主不应该有限制，越多越好。政治上越民主，越让人民直接作主，就越合理想。最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极端民主的。
3．理想的政治的标志是：（1）一切政治问题，都由人民直接出主意，不由任何“领导”方面出主意；（2）政治机构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人民提出来的，合乎人民当前要求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政治机构向人民提出，反而要求人民服从的；（3）政治机构的人员，完全由人民决定，向人民负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