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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这些规定，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出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人家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没有当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翻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家祠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为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所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钟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2003。9。1）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兰德、丘吉尔和裴度
生、老、病、死，是为“四苦”。生而会老，会病，会死，连秦始皇斯大林也无法例外，所以苦也。
凡人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条件去求不死药，通常只希望慢一点老，少一点病，晚一点死。殊不知生物的生老病死，十之七八决定于种性遗传，十之二三才决定于生活方式，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便是顺其自然——勿倒行逆施以促其死，亦勿胡思乱想妄图长生。渊明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且不说希望过高失望更苦，就是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到马路去白跑也是自寻苦累也。
我今年五月游美国红木（Redwood）国家公园，见那里一连好几十哩参天蔽日的红杉，树龄至少在二千年以上，有的树干上凿了个大洞过汽车，仍然枝繁叶茂。而朝生暮死的蜉蝣，即使幼虫时全喂它核糖核酸球蛋白，羽化后也绝对活不到第二天。
既然如此，既然老、病、死反正要来，何不像五七年六月八日读《人民日报》社论后那样，就在这里等着“工人说话”来问“这是为什么”好了；在等待期间，想吃还是吃，想玩还是玩，顺其自然，不亦可乎。杨绛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兰德（不知是不是Ayn Rand）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说得多么平静，多么旷达啊！此即是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还有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的丘吉尔，九十高龄时有人问他对死持什么态度，他答得更干脆：
酒店打烊我就走。
真是警句，无怪乎他拿的诺贝尔奖是文学奖。唐人赵璘的《因话录》中，也有一节写裴度（裴晋公）的，谓度不信术数，不求服食，每语人曰：
鸡猪鱼蒜，逢着便吃；
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时至则行”，翻译成白话便是“到了时候就起身”，这和丘吉尔、兰德的话，意思和情调岂不都是一样么？裴度却要比他们这两位早生一千多年，所以更加难得了。而“鸡猪鱼蒜，逢着便吃”，比起现在有些老同志为了多活几天（其实这亦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白咽口水那幅可怜相来，不仅态度潇洒可以加分，也着实多享了不少口福。
裴度为中唐第一名臣，史书说其“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曾率师平定吴元济叛乱。曾国藩受命统帅四省时写信给弟弟道：“东南大局，须用如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乃可挽回，非一二战将所可了也。”足以说明裴度在曾国藩心中和历史上的地位。他和丘吉尔一样是打过大仗看透了生死的人，故深知生老病死喊来就来，唯一明智的态度只有“时至则行”。酒店要关门了，炉火要灭了，不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顺其自然，“鸡猪鱼蒜，逢着便吃”为好，这实在是最潇洒，最省事，也最少受苦的办法。裴度活了七十六岁，死时“神识清明”，不仅比秦始皇斯大林死得晚，也死得有尊严和舒服得多，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了。
（2003。11。19）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记得青山那一边
少年时崇拜革命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都十分崇高。我以为，伟大的革命家应该和克鲁泡特金一样，同时又是伟大的道德家，而不应该是韩非、李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更不应该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克氏《我的自传》和《互助论》，是我高中时代最爱读的书。《我的自传》的译者巴金，也就成了我所感谢的文学家。
那时在学生中有一种传说，说“巴金”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而取的，这也增加了我对巴金的好感。
但真正使我从内心感谢巴金的，却是他翻译的德国作家斯托姆（这是一九四三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译名，一九九七年《巴金译文集》的辑封上改称斯笃姆，《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又改为施托姆了）的小说《蜂湖》。这是《迟开的蔷薇》集中的一篇，巴金在后记中写道：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能给少许安慰罢。
巴金说他喜欢斯托姆的文笔，认为它可以给劳瘁的心灵以安慰，可是又“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这是为什么，中学生的我当然不明白。但也用不着明白，只要“这清丽的文笔，纯真的感情”，给了我年少易感的心以温存和慰抚，便足以使我感谢了。
《蜂湖》的故事的确很简单。儿时的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是很好的玩伴，又是同学。他为她在一本老书册空白处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这时“年轻的诗人眼里含着泪水”。这些诗渐渐加多，开始他还守着秘密，当她终于看到了时，不禁十分高兴，便送了一朵石南花让他夹在书页中。后来他到外地读书，两人便分开了，但她依然是“他的青春时期中一切可爱的和神奇的事物的象征”。再后来，伊利沙白的母亲却把她嫁给了另一个有许多处田庄（蜂湖便是其中的一处）的同学埃利克。埃利克也是来因哈德的朋友，并不知道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之间曾有过含蓄的初恋，几年之后邀请来因哈德来家中作客。于是这两人便在和他们少年游钓之地只隔一道青山的蜂湖上重逢了。
重逢在两人心里漾起了波澜。这里面有留恋，有悔恨，有复苏的萌动，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克制。斯托姆和巴金用哀婉的笔墨，描写了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几次相顾无言的情形，可说达到了文章的极致，尤其是下面这一节：
……来因哈德弯下身去，在地上生长的野草中间拾起了什么。他再抬起头，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你认得这朵花吗？”
她惊疑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石南。我常常在林子里摘它们。”
“我家里有一本老书，”他说，“我从前常常在书上写下各种各样的诗歌，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书页中间也夹着一朵石南，不过那只是一朵枯萎了的。你知道，那是谁给我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可是她却埋下眼睛，凝神地望着他拿在手里的草。他们就这样立了好一会儿。等她张开眼睛看他的时候，他看见她眼里装满了泪水。
“伊利沙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留在青山的那一边，可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
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在被囚禁的最后的日子里，在极端的孤独和苦闷中，我在记忆中再一次默诵巴金这一节译文，于是写下了下面这样四句东西，写它们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也装满了泪水。
记得青山那一边，
年华十七正翩翩，
多情书本花间读，
茵梦馀哀已卅年。
这四句不成样子的东西中的“多情书本”，当然就是巴金译的《蜂湖》，至于书名，我则更愿意叫它《茵梦湖》，虽然我并不喜欢郭沫若那半文半白的译文。我不懂德文，如果没有巴金，没有他那和斯托姆一样清丽的文笔，我便不可能读到如此多情的书本，使自己粗糙的感情体会不到、笨拙的笔墨表达不出的东西，能够从阅读书本的过程中得到体会和宣泄，使自己吝啬的泪水得以痛痛快快地一流，稍微抒解郁积在心里的馀哀。
所以，我感谢巴金。
也只有到这时，我才懂得，巴金为什么不想把这篇小说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因为不会伤心也没有伤过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篇小说清丽的文笔下看似淡淡其实深深的哀愁的。而巴金却不愿使太多的人伤心，不愿使太多的人哀愁。这正是克鲁泡特金作为伟大革命家和伟大道德家的精神。
今年，我也已经七十三岁了。在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我想请求他接受我，五十六年前一个十七岁少年的一份感谢。
（2003。11。24）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吃笋
听人谈美食，总离不开豪华餐厅，高级宴会。我印象最深的美食，却是五十年前（这时刚刚分田，还没有“合作化”，“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更未到来）在桃花江上一户农家吃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