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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我们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首先从解决香港问题开始。具体地讲，就是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我和香港朋友谈到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讲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再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相应的，对台湾的政策也是几个不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一九九七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是我个人的话，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问题是政策对不对。对，就谁也变不了。不对，当然应当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搞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首先在农村见了效。谁能改变这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要变，中国八０﹪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下降，就会失去八０﹪的人心。
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个已经见到成效了。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会变，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深圳和香港不同，不是深圳将来搬到香港，也不是香港搬到深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国际上的争端问题总是要找个出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有些国家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能的。否则，一些争端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用战争来解决。如果要稳定，不用战争，只能采取我们所讲的这一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要把世界稳定下来，脑子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至少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要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九月草签的中英协议是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也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
七月以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页，是又一篇就「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主题是「『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画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
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在上面的谈话后第二天，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和夫人、已故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时，特就「『一国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为主题，发表谈话，全文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他特别指出：「我们也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条件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方案就是谁也不吃掉谁，双方都不吃亏，对台湾当局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谈话中，他拒绝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坚持用和平方式。我在国庆典礼上着重讲了这一点。我们有耐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道理很简单，要承诺，和平统一就不可能。」以上邓小平这些谈话，十五年后，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上纲」、是最高指导原则，我这里不厌其详的加以收集、引述，就在使人们清楚理解「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与真意，进而领悟到这一构想，实在对台湾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倒是大利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