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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我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那是我父母“*”期间被下放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是失手怀上了我，本来是想堕胎的，但是乡下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们才没有把我打掉。
“你看你，多危险，那时候的医务所要是条件还凑合，你就不能来到这世上了。”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经常拿这样的话来逗我。在意识到生命苦乐参半之前，我无知地为此出过许多身冷汗，误以为能来到世间是一件格外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的玩笑有时候会使我对如果我没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性遐想不已。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会连续想上好几天。由于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需要照顾到的可能性比现在多了很多倍。
我脑袋很大，又是盛夏出生的，所以母亲生我的时候很不容易；长大后看了一部详细描写生育过程的纪录片，看得我肝胆俱裂。作为一个崇拜女性的人，我因此在婚前几乎没有过不戴避孕套过性生活的经历。和我一起看过那个纪录片的老同学当中，有几个家伙还能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地失手，让女朋友一次次地怀孕和堕胎，这使我意识到，尽管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骨子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截然地不同。
说到大脑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和现在流行巴掌大的小脑袋瓜不同，大脑袋大脸蛋还是很吃香的（即便不是唯一吃香的）。我胖多瘦少的前半生虽然没赶上唐朝那样属于胖子的梦幻岁月，但还是赶上了大脑袋受欢迎的最后十几年。按照我的偶像黄章晋老师的说法，我们的语言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赞美这些年才流行的小脑袋瓜弄出多少类似“面如满月”这样的赞美大脑袋专用的辞藻来。
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于五六岁之前的事情，我没有清晰连贯的记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顺便查了查google和wikipedia，发现我来到世间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头几年里，这个世界不动声色地发生了很多事情：尼克松访华并发布中美联合公报；中日邦交正常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中国政府开始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法国废除了死刑；比尔？盖茨创立了微软；CNN开播；曼德拉获释；教父、洛奇、猎鹿人、安妮霍尔、克莱默夫妇获得奥斯卡奖；加菲猫和机器猫诞生了；齐达内、贝克汉姆、欧文、中田英寿、张惠妹、林志玲、周杰伦、章子怡、金城武、张柏芝、高树玛利亚也诞生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毕加索、李小龙、聂鲁达、汤因比、猫王、卓别林、铁托、约翰？列侬、希区柯克、蒋介石、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和他的马屁精郭沫若，都死了。
我能勉强记起来的第一个家，在和龙县和龙镇的一个大众浴室的后面（那时候父亲已经结束下放离开农村了），是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平房。屋子里是朝鲜式的土炕，进屋就要脱鞋。需要脱鞋的地方除了灶台都可以睡人，所以一家五口人竟然不觉得局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住在这里的时候，母亲经常领我去大众浴室的女浴室洗澡。我很早就有了模糊的性意识，具体的表现是，如果被漂亮的阿姨抱，我就会显得很扭捏，但如果是没什么姿色的阿姨抱我，我就镇定异常。但奇怪的是，我对女浴室却没什么异样的记忆，虽然去过很多次，但只是隐约记得到处都是雾气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这个房子的院里有根巨大无比的烟囱（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发现那根烟囱只是在记忆里巨大无比），冬天的时候，总是冒着白烟。对于这个房子里的生活，我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姐姐出去挑井水，我在院子里自己玩儿，突然邻居家的一头猪拱开院子的门进来了。我发现它趴着的身高跟我站着的身高差不多之后大惊失色，掉头跑进屋子躲在缝纫机的下面不敢出来，直到姐姐挑水回家。后来这个经历和我童年时期的其他大量糗事（怕狗、怕虫子、怕漂亮女人、馋嘴偷吃、长期尿床等等）一起成了家里人寻开心的保留节目。在整个国家都严重缺乏娱乐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家庭里通常对出糗负有责任的老幺，尽管满心不情愿，但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需要丢人现眼的任务。
第二个家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在和龙县印刷厂旁边的一个狭长胡同里。胡同尽头是一个公厕，我每次去大便的时候，旁边那家养的大狗都会大叫特叫一番。我非常怕狗，所以每次大便都很紧张。有一次在胡同里看到那条狗在吃屎，于是就很解气地鄙视了一会儿，但想到这么二的狗我竟然也害怕，又很泄气。
还有一次，在那个公厕大便后发现没带纸，只好分着腿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走回家。后来我发现不小心把屎拉到了裤子里的孩子，也都会无师自通使用那个姿势。那时候听说老一辈的人忘记带纸的时候，会随便找根木棍来解决便后擦屁股的问题，感觉难以置信。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家里人都是拎一张旧报纸去大便。讲究点儿的人家会用铁丝串一叠用剪刀剪过的大小适中的旧报纸挂在门上备用，好像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用劣质的印刷品擦屁股的（后来看到书上说，中国人传统上是敬畏“字纸”的，应该是古时候文盲多的关系吧）。小朋友们在公共浴室里嬉笑打闹互相“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大家的*儿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当然有些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色素沉着）。这是我对油墨的副作用的“初体验”。
到了胡同里面的这个家没多久，我就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次被送去的时候，我看着满满一院子的陌生人吓得要死，挣扎着要和母亲一起回家去。母亲劝说了半天，关上幼儿园的大门走了。我愣了一会儿，又哭喊着冲上去拼命敲打大门。老师在边上笑着安慰我，有几个小朋友好心来拉我说话，结果被我又推又搡，撕扯中有一个叫骆庆军的瘦小孩子被我失手打中了脑袋。肯定是因为内疚，这个后来跟我并无深交的小朋友的名字到今天我还记得。
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大院子弟”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大院子弟”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
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Pia…Ji”（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
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们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
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