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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写信的时候，称呼好像都是顶格写的。老师满脸不耐烦地跟我辩论了几句之后，粗暴地要求我闭嘴坐下，并提醒大家以后要按照她的要求写信，不许再啰嗦，最后还撂了一句：“老师三十多年都是这样写信的，还没见谁说过我写得不对呢。”我忍无可忍，就在下面嘀咕了一声：“三十多年都写错，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结果被这位孙姓的胖姑娘告到了老师那里，转天老师就派了她上高中的儿子课间的时候过来暴打了我一顿。
我小学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男同学，都是胖子。其中一个叫周胖子，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记得他只是因为他脸上永远都是夸张无比的骄横之气，经常在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镜后面瞪着一双牛眼睛，突然走过来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知道‘里根’的‘里’是哪个里字吗？”你要是感到莫名其妙因而有些发愣，他就会不屑地用眼角瞥你一下然后走开。
另外的一个胖子姓魏，比我还胖得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魏胖子少年老成，也读过很多书，经常给我讲做人的大道理。我偶尔“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会听得心里暗暗佩服，但大多数“拒绝进步”的时候，又会把他那些金玉良言全都损得一钱不值。很多年后，周星驰红了，很多艺术理论工作者们开始研究他。这些人模狗样的评论看得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做“消解”。（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就把“消解”搞得比较严肃和有意义了，比如我总去打我的博客文章的著作权官司，在中国，著作权官司的审判结果总是很荒谬，很“助长歪风邪气”，讨厌的是做出这么弱智的判决的法庭还总是板着脸假装神圣。于是我就一直坚持打，因为每一次法官宣读一个愚蠢的审判结果时，都不得不当庭念出我的博客名字：“*老愤青”，于是“*”这个被认为是“脏话” 的字眼就会一次次地从法官神圣的嘴里冒出来，冉冉升起，在法庭上空游荡。）
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来都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儿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真的不吃了”、“刚在家吃完”、“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后来四表哥从外地过来在我家里住了一阵，其间他第一次上班赚了钱，知道我馋饭馆里的菜，就请我吃饭。我们去了魏母掌勺的那家餐馆，吃了两盘堪称人间至善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令我终生难忘，但那一次回家后，两人被母亲一起骂了一顿。她认为我还小，肠胃的抵抗力弱，而餐馆的东西卫生又差，所以不该去吃。我小的时候人品方面有很严重的缺陷，一看到母亲发作，就赶紧把可怜的表哥卖了，谎称我本不想去，是表哥非要我一起去之类的。他为此有将近一个月都不怎么理我，今天想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一次，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行事如此糟糕的借口，在我的同龄小朋友里，我也见过很多人是不像我那时候那么不堪的。
除了总吃好东西，魏胖子的家还有一点让我羡慕不已，那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家里的烟花爆竹总是非常多，除夕夜要放掉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这些钱能买足足好几个大口袋的量。那时候大家的月薪水平都是三四十块钱。这意味着魏胖子家过年，单是烟花爆竹，就要烧掉一个人二分之一的月薪。这在每年只被允许燃放一两块钱鞭炮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为之战栗的幸福。那时候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对春节期间扰人的鞭炮恨之入骨。
魏胖子的邻居家里，也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孩子，弟弟跟我是同班的，哥哥要大出三岁。本来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天天放学都会一起走。有一天在路上我和那个弟弟打闹，闹着闹着不知怎么俩人就急了眼，明明是那个弟弟先惹的我，但大三岁的哥哥居然不劝阻，而是冲过来不由分说跟弟弟一起殴打我。旁边的好朋友们好歹拉住了他们两个，但事后在我表示不解的时候却纷纷批评我的“糊涂”：“操！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当然要揍你啦，换了咱们是他哥也会这样的啊。”我本来想说：“谁说的？换了我是他哥，我就不会这样。”但是看了看他们的表情，就没有说出口。这时候魏胖子说：“谁说的？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做。”这是我对“知己难求”和“吾道不孤”的最初体验。
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到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期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敌校”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心里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以超出实际需要的积极性参与了群殴，换来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然后我们得知我校同学挨打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他之前调戏了“敌校”打人同学的女朋友。接下来让我更加困惑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人的同学中的大部分人这时候仍然纷纷表示“这不重要”。
那时候，在我的同学朋友里，好像连一个魏胖子这样的都没有了。
从体校大院的正门口出来，往西走上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一座大桥，桥下面就是海兰江。星期天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带上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时候姐姐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次去了都会帮母亲洗衣服，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自己躺在微微有点烫的鹅卵石滩上晒太阳。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片阳光透过眼皮的那种暖暖的红色，耳朵里只有静静的流水声和间或响起的洗衣棒槌的敲打声。远处的桥上难得有车辆经过，偶尔有也是牛车马车，完全听不到噪音。如果拉车的牛偶尔“哞”的一声，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更安静了。妇女们洗完了衣服，也会在石滩上躺着休息，也许是因为劳累，她们大都会睡上一会儿。我躺够了，又没人陪我说话，就会走到河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挽起裤脚把腿泡在沁凉的水里发呆。那时候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轻轻抚摩过小腿的河水清澈见底；空气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好闻味道；洗干净的衣服在河边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晃动，石滩上舒舒服服地躺着十几个懒洋洋的女人，所谓“岁月静好”，应该就是这样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搬家离开了和龙县，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
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武侠小说里提到一种硬功夫叫做“十三太保横练”，理由不是不跳跃地，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哥哥的样子^＿^。
搬家去“大都市”的那天，我想来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细节全都忘了，只记得路上晕车呕吐。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停停吐吐，吐吐停停，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终于熬到了新家，一口气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傍晚醒过来上厕所，发现这个新家竟然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性房间，叫做“卫生间”。想到从此再也不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走到屋外去一个四面漏风的木板茅房亮出屁股，或是夏天在满满一池蛆虫的粪坑上忍着呕吐艰辛作业，我夜里失眠了。
除了这个卫生间，这个新家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先进的地方，仍然有传统式的大灶台和土炕，只是贴地的朝鲜式土炕变成了离地一米多高的中式土炕。没有土炕的客厅，冬天取暖是靠一种叫做“土暖气”的东西。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浪费煤炭去烧那个倒霉的土暖气，因为客厅烧了土暖气之后也跟冷库差不多。除了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我都喜欢在这个客厅里待着，因为客厅里有一套布沙发。作为一个土炕上长大的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看书是非常奢侈和惬意的事情。因为怕弄脏沙发无法拆洗的布面，母亲永远用一个做工繁复笨拙、看起来异常丑陋的沙发套包着它。我提醒她如果一直这样用下去，那我们到了要扔掉这个沙发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以它原来漂亮的样子用过哪怕是一天，这显然是很不划算的。但我的提醒并没有改变什么，好像那个时代每个家庭最终扔掉的沙发的布面，都是光亮如新的。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的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
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这可如何是好？”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商量对策”，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
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生理卫生”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操！别扯蛋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
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里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
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我操，你穿的这是啥他妈玩意儿？”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