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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
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净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很爷们”，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他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初××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禁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
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又没事了。
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是屈辱的事情了。
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里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夜不闭户”，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人心不古”，感慨过“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真好啊”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
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打败时间”的。
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他好像什么都好，除了不喜欢我。当然，他不喜欢我很正常，我一直都不肯好好学英语，成绩差，而且上课从不听讲，总是低头看课外书。有一次他在整个年级搞英语书法比赛，我也写了一份交上去，他看了很怀疑，就让我当面写一次给他。他看完没了话，怔了一会儿，又“哼”了一声，就严肃地走了，转天板着脸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又不理我了。如果他知道多年以后，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二著名的英语教师，想必也会严肃地再“哼”一声吧。
初中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她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清汤挂面的垂顺长发，有时候也会扎成一条马尾巴，无论扎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清秀得让我有些呼吸不畅。每次上她的课，我都会放下课外书很专心地捣乱，她被惹得真生了气，就会提高嗓门瞪着我喊一声“罗永浩！”然后就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时候我会低头趴在桌子上老实一会儿，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她又叫你的名字啦！”
有一次我分寸掌握得不好，把她气得哽咽住了，就丢下我们冲出了教室。同学们顿时高高兴兴地嬉笑打闹起来。我不放心，就一个人跟出去看，发现她在走廊里站着，扶着墙边的暖气片，肩膀一耸一耸地在哭，从后面看过去，雪白的脖子上，几缕细细的绒毛让我心惊肉跳。我呆呆看了半晌，想伸手拉一下她的胳膊以示安慰，但终究不敢唐突，就低头走开了。这之后一直到毕业，她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再在课上捣乱，她就放下书本，停下来看天花板或是窗外，直到我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她才又接着讲课。
后来发现亦舒有一个中篇小说《我这样爱她》，讲述一个中学男生暗恋女教师的故事，我胸口酸痛地看到这个跟我一样苦命的孩子说：“每一年至少有两千多个男学生爱上了女教师，虽然我尽力与自己说我没有那两千个庸俗，但是，心里还是知道好不了多少……”
又过了很多年，看了些探讨青少年心理的文章之后，我才能较为完整地梳理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当年她只不过20岁出头，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她也是个孩子，希望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明白那个讨厌的坏学生其实对她没有任何恶意。这是一段永远不可能被表白的绝望爱情，只是一个傻小子笨拙固执地希望引起他仰慕的人的注意而已。
我在演讲里批评中国的制式教育并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时，经常提及的，都是那些摧残学生的恶劣教师。但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其实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让我心里时常感念的，比如六中的语文老师李老太，物理老师李伟明，和初中最后一个班主任彭老大，他们都曾经给予我信任，并对我付出过足够的耐心，但是因为我那时烂泥扶不上墙，着实辜负了他们，回想起来，不是不愧疚的。
高中时让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位教语文的刘灵老师。她很年轻，也是二十多岁，目光清澈，面容清秀，短发清爽，声音清亮，走路也很轻盈，有轻微的跳跃感。无论课上课下，她说话总是情绪很饱满，富有感染力，在普遍无趣又严肃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当中，她甚至还拥有难得的幽默感。在她的课上，我很少看课外书，也从不睡觉。
高中入学后不久，有一次留作文作业，标题大概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就写了一篇集体劳动的真实记录交上去，文中除了描述我对劳动的真实感受，也有很多对这类作文的八股式谎言（比如“我们擦着辛勤的汗水，都觉得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的冷嘲热讽，风格应该是比较阴损。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当众宣读并大加赞扬。我小时候很喜欢被老师当众表扬，但遗憾的是那一次刘老师当众夸我的时候，我没有在场。那天早晨我迟到了近二十分钟，后来一路小跑冲进了教室，看到我突然冒出来，刚刚听了我的作文的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我不明就里，站在门口发呆。刘老师山清水秀地站在讲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直到同学们的笑声渐渐平息了，才温言示意我坐到座位上去。这场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我无耻无厌的回忆一次次地添油加醋，以至于现在想起来已经完全不真实了，美好得像是顾长卫拍摄的一个电影画面。
后来我的作文总是写得格外用心，每次看到她字体娟秀（嗯，她的字体好像其实是比较凌乱的，我不管了！^_^）、充满激励的红笔评语，都觉得很幸福。我起初只是喜欢刘老师的样子，后来觉得她又是如此地识货，就索*上她了。我不擅掩饰，所以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心事。我辍学后，同班同学李堃有一次吃饭时还骗我说：“其实她也挺喜欢你的，我听人说的。”我知道这绝无可能，但还是轻易地劝自己信了。
和这个国家大多数有点想法的孩子一样，在我十来年的校园生涯里，几乎每一次尝试表达真情实感的时候，都会被那些智力、知识、思想和道德水平都明显有问题的教师们打击，通常的评语都是些“阴阳怪气”、“思想复杂”、“哗众取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脑子谬论和歪理”。对于这样伤害感情的学校，我心中并没有存下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但刘老师对我的赏识和鼓励，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例外，让我终生难忘。最终长大走进社会之后，我也是类似的遭遇和感受：尽管会碰到无穷无尽的混蛋和笨蛋，但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觉到生命的温暖和满足，让你感慨生命的“不虚此行”。
有一次，刘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写道，“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30岁之前就知道我在文字创作上永远都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高度了，但还是很想把稍后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献给我的刘灵老师。
在暗恋女教师之余，我也忽明忽暗地恋过一些女同学。我对女同学的暗恋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到底哪一个算初恋已经没法追溯了。如果从初中时算起，那我的初恋就是六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她总是剪一头短发，性格也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