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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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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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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拾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的光荣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国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做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知道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中共中央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就不必在鲁迅的后十年上费什么笔墨和口舌了。
幸亏有个契机给我们留着，那就是鲁研界公认的“转变说”，即鲁迅的一生中，曾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既然有此转变，那么，转变前的功过是非还是可以谈论的。这也就给我们探讨鲁迅的前大半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也就是我要说，做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或是做鲁迅的单独研究，不必谈后十年的原因。不光对鲁迅的后十年不谈，对胡适一九二七年之后的事儿也不谈。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公允地比较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过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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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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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也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两者是一回事。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一九二八年，当时鲁迅刚到上海不久，正处于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中。这两个文学团体都是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托呢，想来是有的。党组织怎样和鲁迅联系，在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但这些不能说明有什么正式的决定。鲁迅去世后过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感到，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缺少了鲁迅这面旗帜，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将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树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树郭沫若为领袖，为旗帜，则是有正式决定的。从这儿可以旁证，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当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过：
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
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
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这样几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
《死去了的鲁迅》……………………………………钱杏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石厚生（成仿吾）
《又一个DonQuixote的乱舞》………………………韩侍桁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
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荃（郭沫若）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