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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这“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个，便可知其立论的不实。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载有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ByyssheShelley，即雪莱，也即鲁迅译作修黎者也。《摩罗诗力说》中对雪莱的介绍，较之其他诗人为多，整整一节（第六节），不足两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约三千字，不仅介绍了雪莱的生平和思想，还译了雪莱五六节诗（有的是诗剧）。关于雪莱，周作人不光写了这篇介绍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上，还登载过他译的雪莱诗《与英国人》。
雪莱、济慈这几个诗人，徐志摩、吴宓也多次提到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学生回国了，只要一写谈英诗的文章，怎么会不提雪莱、济慈、彭思这些大诗人呢。真不知道鲁迅写序言那会儿是怎么想的。不敢说心态不正常，至少也是虑事不周吧。
再就是，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篇幅还是写法，都像是一篇“杂凑”的文章。一下子论述了七八位欧洲的著名诗人，说是对他们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还是明显的。
仅此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时政的杂文中，还是与对手的论战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明确的社会理念。“个人主义”、“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那么他就只能是从少年时看过的书上，古代的人与事上，亲历的世事中，寻找实例的证明。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旧文人常说的民生多艰、家国一理、修齐治平那一套空话、大话。最明显的是，对人的评价，总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别，顶多变个法儿，把本来要斥之为小人的，反讽为“正人君子”罢了。
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说来说去，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过是他的话说得绝对些罢了。你说封建时代有人吃人的事儿，他就说一部中国历史都写着“吃人”二字。你说“人心险恶”，他就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有的意思，别人早就说过了，到了他那儿，不过变了个说法。比如吴稚辉一九二四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所写的文章中就说过：“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科学周报编辑话》）鲁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读书》中就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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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资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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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鲁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执著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统的社会理念。这一缺憾，使鲁迅在与英美留学归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争论中，常常显得穷于应付，他的长处在冷嘲热讽，泼辣恣肆上。这一招，对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只能是无言也无招以对了。
对自己的这一手，鲁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与怯懦。终其一生，鲁迅很少写对社会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写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统率起中国文化革命的新军之后，鲁迅主动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来，让鲁迅很是振奋，觉得自己虽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传，比那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的人云亦云的东西要强多了。多少年无法与英美留学生抗衡，这回可得到了法力无边的武器，看你们往哪儿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服膺阶级斗争学说，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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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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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鲁迅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他的运气还不坏，正当沉寂之际，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才能，写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
把鲁迅和黄侃作一比较，或许能得到一点启发。两人均为早期的留日学生，又都出自太炎门下，从年龄上说，黄侃还要比鲁迅小几岁。鲁一八八一年生，黄一八八六年生，小鲁五岁。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前面已经说了，鲁又能高明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思想基础不一样，这样的比较未免太简单了吧。
那就看鲁迅的表现吧。
胡适和鲁迅起初的相处，是很融洽的。互相通信，借阅书籍，彼此可说是很欣赏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去周家和周作人漫谈，鲁迅饭后回寓见了，三人一起畅谈甚久。这天胡适回到家里，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话：“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大概这天的畅谈中，鲁迅知道胡适正在研究《西游记》，他是治中国小说史的，对这方面的资料知之甚详，隔了三天，便将自己知道的有关资料，抄了五页纸寄给胡适。同信中还说，你若有同文局印制的关于《品花宝鉴》考证的书，“便中希见借一观”。胡适肯定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同时将自己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一书的稿本送给鲁迅请指正。二十一日鲁迅回信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对鲁迅的著作，也是赞赏的。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说：
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谨，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
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三年底。到了一九二四年初，鲁迅就开始攻击胡适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鲁迅到师大附中校友会演讲，题为《未有天才之前》，演讲中就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此后两人之间再没有通信、借书这样的事情了。
两人是怎样闹翻的，鲁迅没有明确的说过。后人大都把这当作是两人思想的不同，鲁迅的思想先进，胡适的思想落后，道不同不相与谋。怕不会这么简单。鲁迅没有明说他们之间的隔阂，或许有某种顾忌，是可以理解的。对陈西滢、徐志摩二人，鲁迅就没有这样的顾忌了，有什么说什么，直率得很。且看他是怎样说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泰戈尔在北京时，接待方曾为他举办过一台祝寿的晚会，演出泰氏的英文剧《齐德拉》，鲁迅也去看了，在台下曾见过陈西滢，两人握手问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说：“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与陈源虽尝在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既是“早已”，那就不是文中说及的女师大风潮了，而是很早就把陈西滢当作异类了。
这是为什么呢，对陈西滢也不好说什么，对徐志摩可就不客气，直言不讳了。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是徐的诗，确乎是徐这个人。这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
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有好感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至于以鲁迅为首的太炎门生们，怎样最后和以胡适为首的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最后绝裂，自立营垒，视同敌国，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个什么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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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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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又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一个教育部的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