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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书目，前三期就登完了，后两期登的是附录三篇。其三便是《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也可以看出，他是在看到胡适的书目后，才开列自己的书目的。他认为胡适的这个书目不是一点不妥当，而是很不妥当，可说是“文不对题”。致错之由，一是不顾客观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适自己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读这些书又是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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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往前推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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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误点是，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
第三点，也是最让梁先生诧异的是，在胡的书目中竟将史部书一概摒绝！
做中国的学问，不读史部书，还能做成学问吗？胡适真是太荒唐了。
两人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但却不是一代的学者。梁是前一代的人了。在这方面，梁还是很大气的，在给《晨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
内附录“评胡”一段，删去不登亦可。因《清华周刊》曾登胡氏原目，故不得不一辨，并非要弹摘胡氏也。若必欲并登，似宜将“胡目”一并登出（《努力》曾登过），否则令读者纳闷矣。
于是六月二十三日梁先生的书目一登完，《晨报副刊》第二天就开始登载“胡目”，分三期载完。这样一来，胡目就登过四次了。
两个第一流的学者，为书目起了争端，这在当年的学界，可说是一宗热闹事了。
当年编辑《晨报副刊》的恰是孙伏园。
这次搞“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征答，说不定正是一年多之前，登载梁启超和胡适的书目且引起争论，启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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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跑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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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的判断有点失误。
来稿（投票）的情况并不理想。“青年爱读书”来稿甚多，而“青年必读书”来稿甚少。孙伏园心里清楚，前者再多也是白搭，只有后者多了这次活动才能说是成功。眼看就到宣布的日期了，学者们的来稿还寥寥无几，孙伏园不免着急。一月二十九日在报上登出《启事》催促：
“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影响，寄递迟缓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发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后。又，“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全国热心教育诸公，无论收到本刊的公启与否，务望从速选填赐下，不胜盼祷。伏园敬启
原定二月十日起就开始宣布应征稿件，推迟一日，从二月十一日起，还是刊出了。
第一篇是胡适的书目，特意标明“以收到先后为序”。二月十二日刊出梁启超的书目。十三日是周作人的，十四日李小蜂，第五篇是徐志摩的，二月十六日刊出。
徐志摩不是简单填了设计好的票，而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伏园，刊出时标题为《再来跑一趟野马》。
文中说，胡适定下的那个书目，他也曾大胆地看过一遍。“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他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说不错，唔，不错！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话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叫我生吞铁弹了！”生吞铁弹的意思，该是吃枪子吧。
这是什么道理呢？
徐志摩说，读书的上策是不读书而能“开窍”，但是这不读书的受教育比读书更难。一般人是做不到，也难有这份自知之明。比如明知画不成老虎你就不用画，能画成狗也就不坏，最怕的是你画老虎偏像狗，有心画狗又不像狗了。中策是，读书但不傍靠先生，自己去冒险，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必然有大的收获。下策，他打了个比喻，说是学生好比一条牛，先生好比是牧童哥。牧童哥知道草地在哪里，山边的草青，还是河边的草肥。牛，不知道。最知趣的牧童哥就会牵了他的朋友到草青草肥的田里去，一领到，他的事情就完了，他尽可以选一个阴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他的“梅花三弄”。我们只能羡慕他的清福。至于他的朋友的口味，它爱咬什么，凤尾草团边草，夹金钱花的青草还是夹狗尾巴的莠草，等等，他就管不着，也不用管。就是牛先生大嚼时有牛虻来麻烦它的后部，也自有它的小尾巴来照拂，再不劳牧童哥费心。
接下来劝告孙伏园，你这次征求来的意思当作探问各家书呆子读书的口味倒是很有趣的，至于于青年人实际的念书我怕这忙帮不了多少；为的是各家的口味一定不同，宁波人喜欢打破酱缸不怕口高，贵州人是很少知道盐味的，苏州人爱吃醋，杭州人爱吃臭，湖南人吃生辣椒，山东人咬大蒜，这一来看你多难，叫一大群张着大口想尝异味的青年朋友跟谁去“试他一试”去？
说到自己，徐志摩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个书虫；我也不十分信得过我自己的口味；竟许我并不曾发现我自己真的口味；但我却自喜我从来不曾上过先生的当，我宁可在黑弄里仰着头瞎摸，不肯拿鼻孔去凑人家的铁钩。你们有看得起我愿意学我的，学这一点就够了。
干脆说吧，他不主张开什么必读书的书单子。
虽说不主张开书目，文末，他说，“趁高兴我也把我生平受益（应作受感）最深的书开出来给你们看看，不知道有没有十部”。话是这么说，还是开列了十部。这十部书是：
《庄子》（十四五篇）
《史记》（小半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汤麦司哈代的“JudetheObscure”
尼采的“BirthofTragedy”
柏拉图的《共和国》
卢骚的《忏悔录》
华尔德裴德（WalterPater）“Renaissance”
GeorgeHenryLewes的《葛德评传》
结尾是：“够了。”
别人都是老老实实，正儿八经地开出自己的书目，就他玩起了花活。干脆就不主张开，开出的十部中，只有两部是中国书，其余八部是外国书。就是那两部中国书，也不是全书，《庄子》是十四五篇，《史记》只有小半部。
这是轻慢吧？
可你又能说他有什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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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让鲁迅作难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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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该着鲁迅了。
不是说徐志摩完了就挨着鲁迅。孙伏园不会这么安排的。是说，徐志摩的登了，后面的应答者之中，有一个是鲁迅。
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一个好编辑，孙伏园都会请鲁迅来参与其事的。看《鲁迅日记》，这些日子孙伏园常来鲁宅，来了或许有别的事，说完别的事不会不说到他正在办着的这档子事。就是专程去一趟也是值得的。
果然到了二月二十一日这天，鲁迅的投票登出来了。且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书目：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
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月十日。）
（《鲁迅全集》第3卷）
这是从鲁迅自己编定的《华盖集》上抄来的，不是从《京报副刊》上抄来的。
不妨推测一下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态。
一九二三年春夏间胡适与梁启超的那场书目之争的热闹，不会记不得。两大营垒的对立，不会感受不到。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恋》引发的不快，“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更不会忘了。想到胡适、梁启超们的又一次张扬，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们的不满，他是再没有什么好心境来凑这个热闹了。写什么鸟书目呢！
怎么又写了呢？也不难理解。孙伏园是学生，又是他促成进京报编副刊的，如今有了事来求他，这个面子是不能不给的。不想写又得写，那就跟这帮“正人君子”开个玩笑吧。于是便有了上面那么一个奇异的“书目”。
题名《青年必读书——答〈京报副刊〉的征求》，是编入《华盖集》时起的名字，当初给孙伏园时，就是那么一个表格。
必须承认，这样的回答，最能见出鲁迅的个性。
鲁迅为文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应当说，这次他是做到了。
这一应答，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
先看鲁迅是怎样说的。年底编《华盖集》时写的序中说：“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
寄给他的，别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发表在报刊上的。
且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下面是赵倚平《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中的一段话：
许多攻击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有人说鲁迅这是“偏见的经验”，“是不懂中国书，不了解中国书”，“冤枉了中国书”。质问道：“假使中国书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有人说鲁迅的话“浅薄无知识”，“大胆武断”，认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甚至浅薄地反诘：“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并攻击说，鲁迅的话“贻误青年”，有位“学者”还说：鲁迅先生“读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第178页）
有两篇当时刊于《京报副刊》的反驳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了鲁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见的经验》，附于鲁迅的《聊答“……”》之后，一篇是《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附于鲁迅的《报〈奇哉所谓……〉》之后。鲁迅的两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王世家在《“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资料汇编》的编者说明中说：应征书目刊出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大论争，尤其是鲁迅先生的答卷发表之后，争论趋于白热化，各种观点的论争文章达六十篇之多。”（《鲁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这样的回应，只会让鲁迅气馁。
论开书目的气派，是无法跟胡适、梁启超一年多前的举动相比的，人家一开就是一长串，一登就是几期连载。尤其是胡适，这儿登了那儿登，再三了还能再四，真可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行事之潇洒，是不能跟徐志摩相比的。这回人家根本就不主张开书目，虽说开了十部，谁都能看得出来，那是应付，不过是他那篇长文章的一个小尾巴。但这小子多会来事儿，明明是应付，你还不能说他什么。人家毕竟开了，还是十部，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书，且有些就是直接用外文写的。
错了，我不该将鲁迅与徐志摩相比。鲁迅的投票是二月十日填的，徐志摩的文章是二月十六日刊出的。也就是说，鲁迅填票的时候，徐志摩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徐志摩又绝不会写好之后给鲁迅看，那么，说徐志摩的潇洒影响了鲁迅的心境，就是诬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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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让鲁迅作难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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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如此。然而，又未必如此。
先看《华盖集》上《青年必读书》一文后面署的“二月十日写”是否确实。为此事，我写信问《“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资料汇编》的编者王世家先生，王先生回信如下：
有关“青年必读书”资料，是全部从《京报副刊》上抄录的，各则均为原貌（即初刊本），后鲁迅将自己的意见辑入《华盖集》中，做过修订：①加了副题；②将“——但除了印度——书时”改作“……读外国书……时”，即将“书”字前移；③最后一句将“呢”字删除；④填加“（二月十日）”。
也就是说，文末所署的月日，是鲁迅在编《华盖集》时“添加”的。王先生用的是“填加”。
为什么要添加呢？不外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