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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受日本外务省邀请访问日本
——1973年3月开始参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筹备组工作
1971年的北京，依然保留着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许多外部 特征：人们在大街小巷的墙上随处可见诸如“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而工人民兵在 靶场里练习射击时，则少不了要用“美帝国主义者”的头像做靶子。但是在这一切表象的背 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却以现代外交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方式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秘密接触。
这一年的6月中旬，一个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负责的小组悄无声息地搬进了“文革 ”开始后已经很少使用的钓鱼台国宾馆。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快就动手布置起了园中的6号楼 ：一部分普通的家具被换成了名贵的明代紫檀木家具，房间里的陈设柜中摆放上了临时从外 交部的特别仓库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商代青铜器以及明、清两代的瓷器和玉器，而原来悬挂在 墙上的充满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也被换成了清代的名家字画，就连楼外光秃秃的土地，也用从 一位园林工人家里借来的盆花暂时遮掩上了。然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原来摆放在房间里的《 毛主席语录》被悄悄地拿走了——这种事情在1971年的中国简直令人不敢想像。在经过了这 样一番布置之后，6号楼看上去成了一个在那场彻底的“除四旧”革命中已经很难见到的充 满“封资修”色彩的处所。张颖著《随章文晋出使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 6年8月版，第34—35页。
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白宫发言人轻描淡写地向新闻界披露了理查德·尼克松 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即将访问东南亚的消息，但是在私下里，这位博 士正忙于为被他称作“波罗1号”行动的北京之行准备厚厚的谈判资料。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有关这次访问的消息都被封锁在了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令 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中国，就连当时权重一时的林彪、江青等人对于这次访问也全然不知。 江青在后来得知此事时曾经大发雷霆，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被彻底晾在 了一边。而在美国，被蒙在鼓里的则是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这听上去似乎 相当不合情理。
韩叙并不是由叶剑英领导的那个对美工作小组的成员，但他却是极少数知情者之一。事 实上，他参与了整个接待方案的拟定工作，不过他很少走到前台，而是每天照常出现在礼宾 司——这种情况在局外人看来，通常都意味着并没有太重要的客人到访。
就在基辛格准备实施“波罗1号”行动之前的一个晚上，韩叙根 据有关部署将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单独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有一位美国高级 官员秘密来访，你要参加接待，明天就去钓鱼台国宾馆集中。”韩叙这样说；他还特别叮嘱 后者：“此事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人也不能说。”采访 唐龙彬谈话录音。唐曾任礼宾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及驻瑞典大使。唐 龙彬后来谈到他在当时的感受时说：“ 和美国的头头打交道，这种事我过去连想都没有想到过。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心中总在猜想 这个美国头头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在第二天就从礼宾司消失了，没有人对他的离去感 到异常，当然，如果人们知道他在几天之后将要乘坐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专机飞往该国首 都伊斯兰堡的话，他们肯定会感到好奇的。
唐龙彬是由当时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率领的一个前往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的高级代表团 的成员之一。就在这个代表团秘密抵达伊斯兰堡的同一天，那个让中国人感到难以猜测的“ 美国头头”也飞到了这座城市。对基辛格来说，他将要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同样让他感到难 以猜测。就像他把自己的北京之行命名为“波罗1号”行动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想像 成了几百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叶海亚总统在当天晚上就为基辛格设宴洗尘，但是和热情好客的东道主比起来，他们尊 贵的美国客人却显得无精打采。赶来参加宴会的来宾们很快就从东道国的外交国务秘书舒尔 坦·汗那里得知，基辛格“偶染不适，身体欠佳”。叶海亚总统当即站起身来宣布宴会改期 ，他还对在场的来宾们说，由于伊斯兰堡过热的天气将会影响基辛格的康复，因此他打算安 排他的客人到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一段时间。
几个小时后，头戴宽檐礼帽和墨镜的基辛格就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车离开了他下榻的政 府宾馆。但是他并未被送往那个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群山中的别墅，而是登上了早已停候在机 场上的飞往中国的总统专机。有趣的是，基辛格的两位随行特工直到看见了前来迎接基辛格 的中国代表团时，才大为吃惊地知道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南苑机场的时间是7月9日的中午。从这时算起，他们将要在与美国 完全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度过48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将决定中美关系在今后的走势 ，这个事实使基辛格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当他走下飞机时，因为内心紧张，表 情不免显得有些僵硬。
那是一个闷热而多云的日子。安静的军用机场上站着一排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国官员， 在他们的身后停着三辆红旗轿车。其中有位官员首先走上前来对基辛格的来访表示欢迎，他 也因此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在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1971年，当我 走下飞机时，韩叙作为礼宾司长第一个迎接我访华。此后，我每次重访中国，总是企盼能与 他相聚。”见基辛格1994年7月25日致葛绮云的信。通过韩叙的介绍，基辛 格知道了到机场迎接他的中方主要官员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即将担任中国驻加拿 大大使的黄华。
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的餐厅里，一个为基辛格一行准备的宴会已经安排妥当。事实上 ，人们已经事先排好了两天的、而且是不重样的菜谱，它们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由于 不知道基辛格等人是否适应中餐，人们特地从北京饭店请来了西餐厨师，但是后来这些美国 人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中餐。
接风宴是以叶剑英的名义举行的。那些烹制考究的中式菜肴令基辛格一行叹为观止。不 过因为他们在宴会前得知周恩来将于下午3点钟左右会见他们，结果所有的人都不免食不甘 味。尽管如此，那些美味佳肴还是给了基辛格一些信心，因为这至少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好 兆头，即中国人对他的来访相当重视。他甚至仔细地数过每餐上了多少道菜，当他后来 同尼克松谈及此事时曾经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我长了五磅！给我们的待遇好得不得了！ 每餐都丰盛极了！他们太讲礼貌了！”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在宴会结束后匆匆聚集到了楼外的花园里，他们一边做出散步的样 子，一边开始低声讨论应该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与周恩来的重要会谈。在此后的时间里，凡 是当他们准备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他们总会一个接一个地跑到花园里去，原因是担心室内 安装了窃听器，当然，他们后来终于觉得这样做未免显得过分紧张了。不过说起来他们的确 在房间里发现过令他们感到紧张的东西，那是一条印在分发给他们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上的 “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然而它充其量 不过是人们工作中的一个小纰漏，因为当时新华社电讯稿稿纸的第一页都是按照日期事先印 制好的，那上面每天都印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而且内容各不相同，问题是这条“语录” 出现的时机不太合适，而人们在分发这份电讯稿时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经过了适当的解 释之后，美国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一行在离开中国之前甚至还特意向中方要了一 套《毛泽东选集》以作纪念，而“语录”事件在后来也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件趣事。 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
基辛格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于当天下午4时左右开始。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基辛 格在北京停留的48小时中，和周恩来的会谈长达17个小时，这显然是最大限度的安排了。如 果说这次接待方案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保证了相互隔绝20多年的中美双方在尽可能多 的时间里就一致关心的重大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此，人们不得不打破了某些礼宾惯例， 其中最为罕见的做法莫过于让周恩来出席以外交部长姬鹏飞的名义举行的宴会了。
那个计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是被作为中方给予基辛格的礼遇的一部分而列入后者的访 问日程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要让相互隔绝了25年的两个国家的代表在48个小时之 内就完成一份可以对外发布的公告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和礼数周到比起来，争取时间对周 恩来和基辛格而言显然是更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参加宴会的时间。当然，放弃宴会的考虑是 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按照惯例行事的话，周恩来和基辛格就不得不中断他们之间极为关键的 会谈。为了解决这个并不常见的问题，韩叙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宴会仍然以姬鹏飞 的名义举行，但是同时请周恩来出席。周恩来对这个不拘泥于惯例的想法相当赞赏，他立即 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使他和基辛格的会谈得以在餐桌旁继续进行。采访高建中谈话 录音。
7月11日，曾经神秘地来到中国首都的六个美国人又要神秘地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将要登 上 飞机的基辛格的表情和他两天前走下飞机时已经截然不同，人人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 正沉浸在“探险”成功之后的兴奋中。此刻，他的公文包里已经装着一份中美双方将要在五 天后同时发表的公告，而这份公告将使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它不仅谈到了尼克松总统将于 1972年5月份以前访问北京，而且还谈到了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 化，这就是周恩来和他在经过了17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所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成果。
在赶往机场送行的中方官员中，基辛格又一次看见了韩叙。尽管他在这次访问期间很少与这 位礼宾司司长打交道，但是，他们之间的交道才不过刚刚开始。
参与过中美早期接触的不少美国官员都曾经像基辛格那样描述过他们和韩叙相识 的情形。在乔治·布什任内担任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在24 年后写给韩叙的妻子葛绮云的一封信中说：“我于1971年12月下旬第一次见到韩叙，我记得 他是我在北京下飞机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当时我为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访问做预备访 问。中国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如此不同的国家，但韩叙对我们十分照顾，十分友好，以至于 我几乎立刻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所怀有的深厚感情，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与韩叙第一次会面的影响所致的。”见斯考克罗夫特1996年12月12日致葛绮 云的信。
在从1971年底到1972年初的一段时间里，为数不少的中美人员都参与了为尼克松总统访 华而进行的一系列前期谈判以及相关的准备工作。前期谈判实际上被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开 始的是政治性谈判，其目的是讨论并确定尼克松访华期间将要发表的《上海联合公报》的主 要内容。美方在这一轮谈判中出场的主要官员自然非基辛格莫属，他把为此而安排的第二次 北京之行命名为“波罗2号”行动，不过和第一次不同的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计 划。
基辛格的主要谈判对手仍然是周恩来，和几个月前相比，他们在这次谈判中准备解决的问题 显然要棘手得多。为了掩饰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在起 草公报草案时绞尽了脑汁，但是后来洛德说，周恩来把他们的公报草案“扔进了历史的垃圾 堆”。取而代之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一个双方就各自的观点分别发表看法的别出心裁的方案， 这使双方避免了在阐述各自的原则立场以及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时不得不采用模糊措辞的做 法，从而将彼此的分歧和共同点清晰地公之于众。不过基辛格和洛德后来还是以另外的方式 对起草《上海联合公报》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讨论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的台湾问题时 ，找到了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