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开始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2）
家中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那个让孩子们感到很亲切的院落在他们的父亲看来已经过 于破旧了，于是，他买下了紧邻着他们的另一座四合院，在经过一番修缮之后，外婆带着孩 子们都搬了过去。新买下来的房子被大家称作后院，而原来的老房子便成了前院。两处的房 子加在一起一共有30余间。父亲很快又找了人来彻底翻修前院，因为工程量大，工期拖得 很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前院才终于又焕然一新。
在请人修整院落的同时，沈家彝觉得他的几个孩子也需要好好修整一下了，当然他要亲自来 做这件事情。在他看来，这些孩子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实在是疏于管教，况且他坚持认为 传统教育是断断不可缺少的，于是，他把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了令孩子们感到恐惧和乏味的 日子。至少是在上午，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练习书法，并且学习用古文写 作。作文的题目都是沈家彝亲自从《论语》当中找出的警句。孩子们先要查阅一番注释才能 弄清那些警句的含义，然后再东抄西摘地拼凑出一篇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文章，直到 他们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把文章抄好之后，才能拿到父亲那里请他过目。在没有得到他的首肯 之前，他们绝对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每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过了父亲这一关的时候，都会感 到一种如蒙大赦般的狂喜。
这种令他们提不起丝毫兴趣的教育，在父亲威严的目光下被毫不含糊地继续着。每年的 寒暑假里，父亲还要额外布置一门功课，就是每天都必须背诵《四书》、《五经》里的一段 内容。晚上临睡以前，大家要轮流到父亲的房间里去接受检查，直到背得准确熟练以后才能 睡觉。孩子们常常弄到很晚还不能达到要求，父亲的脸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笑容，而且每个 孩子都尝到了体罚的滋味。
在崇健兄弟们的记忆里，父亲就像家中的暴君，他和孩子们在感情上始终都很疏离，或 者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然而在沈家彝自己看来，父亲应该给予孩子的最重 要的东西不是感情，而是督导他们致学修身，以成大器。因此，父亲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 而这种权威则要靠严厉和距离来维护。于是，他把自己包裹在了一层厚厚的、坚硬的外壳里 ，而他对子女表达父爱的惟一方式便成了苛责。体罚成为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他坚信一则古 训“杖下出孝子”。然而他有时做得太过分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儿子崇诲就是因为忍受 不了他的体罚而离家出走的。许多年之后，他最小的儿子崇毅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永远离开 了这个家庭。韩叙后来曾经用揶揄的口吻谈到过父亲的这种管教方式，他说：“如果说这种 方式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使人学会服从和忍耐，幸好一个人在组织里也是需要服 从的。”
不过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在忍受父亲冷酷无情的管教的同时，孩子们在书法和写 作方面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慢慢地，他们终于可以偶尔从父亲那里听到一点赞扬了。不 仅如此，在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日子里，孩子们也或多或少地从他们的父亲那里承袭了一种严 谨、扎实的学风，并且懂得了勤奋的重要，而这些恰恰是使他们受益终身的。
当然，父亲对他们的管教并不仅限于学业，他还常常会在晚饭过后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些为人 处世的道理。他总是这样告诫他们：“一个人不能有太强烈的嗜好，不然的话，就会为满足 自己的嗜好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情。一个人也不能太贪恋钱财、名利和享受，如果贪恋它们 ，就会成为它们的奴隶。”据沈崇刚回忆。
这些话沈家彝并非只是跟孩子们说说而已，事实上，它们始终都是他自己严守的律条，这使 得他在旧中国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官场上一直保持着廉洁清正的名声。从1985年起担任了 9年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的著名法律专家倪征NB235，20世纪30年代曾在沈家彝任院长的 江苏高 等法院上海特区第二分院供职，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沈家彝的：“沈的精明 干练，办事认真是人所公知的。……沈在上海高二分院任内，奉公守法，御下较严，属下不 无微词，但他操守纯正，大事不糊涂。”沈家彝还在法院中印发过一封公开信，勉励同仁“ 清 廉自守，多亲学问，少事应酬”。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但一些真正了解沈 家彝的人却认为他的确“总是为公”。参见倪征NB235《淡泊从容莅海牙》，法 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2页。当然，沈家彝本人是很为后一种评价而感到自豪的 。
不过要想在旧中国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中始终保持自己作为士人的气节和高洁的人品是要付 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沈家彝就做出了不少在某些人看来是完全“不识 时务”的事情，比如当他的一些故旧力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时，他毫不犹豫地一一回绝了 ，因为他不可能为了贪图荣华富贵而放弃自己一向坚守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他的这 种选择给孩子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和他们谈起岳飞和文天祥， 他不断地对他们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汉奸，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就是再穷、再苦、再没有办法也不能做。他说：“我如果做了汉奸的话，你们一辈子都会抬 不起头来的，因为别人永远会说你们是从汉奸家里出来的人。”据沈崇刚回忆。 他宁肯冒着极大的危险，千里迢迢地把刚刚读完高中的儿子崇育和女儿崇宛送到昆明和 重庆去求学和谋职，因为在他看来，把他们留在一座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是不会有任何前 途的。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孩子们憎恶父亲那过于严苛的管教方式，并且他们和父 亲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他们最终还是带着父亲所期望他们具有的那些品质长大 成人了。即使是早已离家出走的哥哥沈崇诲，最终也以他的以身殉国抹去了他留在父亲心中 的大逆不道的印象。那起悲壮的事件发生在1937年8月19日，当时担任中华民国空军第二大 队十一中队副队长的沈崇诲在驾机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时，因为发生机器故障不幸脱离了机 群。当他发现自己飞机的尾部已经冒出滚滚浓烟时，他果敢地驾驶着飞机勇猛地冲向日军的 旗舰。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中，他和敌人同归于尽。早已升到7500尺高空的战 友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壮烈的场面。一时间，沈崇诲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影公司还以 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名为《笕桥英烈传》的影片。不过父亲在家中从来都没有向孩 子们谈起过这个哥哥的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对当年崇诲的离家出 走有任何的宽宥。
然而父亲也很难对他们有再多的影响了，他虽然传授给了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他所具 有的极其强烈的正统观念却使他无法为他们指出一条让人看到希望的人生之路。他或许会把 其他的孩子们继续送往国统区，就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不过崇健并不想步他哥哥姐姐们的 后尘，他要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在悄悄地告别少年时代的同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阔 的社会——哪里有他可以交付一生的所求呢？ 1937年夏天，就在崇健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北平在一夜之间落入了日本 人的手中，人们开始步入了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屈辱岁月。为了继续学习英文，沈家彝在第 二年将崇健从孔德学校转入北平育英中学，而进入这所有美国教会背景的学校的另一个好处 是，崇健不必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忍受屈辱的亡国奴教育，因为日本人暂时还无法像对待其他 学校那样插手这所学校的事务。
育英中学在北平是以高水准的工科和体育教育而著称的。凡是想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 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当然，他们还要缴付高昂的学费。那些最终能够留在其中就读 的学生不仅学业出色，并且多半来自生活优裕的家庭。
根据考试成绩，崇健被分在了由分数最高的学生组成的甲班。让他感到意外和高兴的是 ，他在这个班里碰到了以前结识的一个要好的朋友。那个名叫潘超的男孩子只比崇健大半岁 ，但他却一直把崇健视为一个稚气未脱、不谙世事的小弟弟，这种印象一直被保留到他离开 北平去解放区时都没有改变过。
潘超很快就开始邀请崇健在放学以后到自己家里去玩儿，这种情形在班里的其他同学之间很 少见。崇健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潘家，因为他发现潘家的气氛和自己家的气氛截然 不同，那是一个使人感到温暖的家庭。潘超的父亲是一家相当有名的私人银行——国华银行 驻北平分行的经理，这家银行的主要股东是江浙财阀。崇健经常见到的是潘超的母亲，她是 一个很有修养并且慈爱宽容的女人。潘家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她的照料下长大的，她和每个孩 子都很亲近，并且从不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就像崇健很喜欢潘家一样，潘家的 每一个人也渐渐把他看做是自己家庭中的一员，即使他在潘家做错了什么事，他也一如往常 地受到欢迎。
1940年初，当崇健16岁的时候，宽厚仁慈的外婆患肺炎去世了。仅仅隔了35天，他的母 亲也由于悲痛过度引发了脑溢血，在昏迷一周后离他们而去，那一年她才56岁。外婆和母亲 的接连去世，对孩子们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尽管父亲一直都是家中的君王，但一个没有了 女主人的家庭便好似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家庭，尤其是因为孩子们和父亲之间在感情上一直都 很疏远，所以随着外婆和母亲的离去，他们在感情上也失掉了归宿。
由于沈家彝坚持不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为了减少开支，他把大家都集 中到前院，也就是原来的老房子里居住，而后院很快就租给他的一个学生去住了。也许是让 他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的各种事务实在太困难了，在妻子去世还不到50天的时候他又续弦了 。然而那位吸食鸦片的继母和丈夫的前妻留下来的孩子们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而 且因为她的到来，崇健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之间的最后一点感情的牵连也被切断了。很快， 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班里转来了一位名叫张大中的学生，他比崇健大三岁。他的出现，使崇健第 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不过崇健是直到两年以后才知道后者的真实身份的。当年下半 年，张大中在班里发展了两名学生党员——饶毓菩和王湘，这两个人在后来帮助崇健进入解 放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年年初，育英中学党支部成立了，张大中担任了支 部书记。在这个支部的外围很快便聚集起了一批进步学生，崇健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5月出版 ，第118页。
不过在育英中学期间，崇健和几位党员学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不像他的好朋友潘超那样密切。 由于比崇健更早地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潘超常常喜欢和党员学生们一起探讨一些有关时局或 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和潘超的家庭不无关系，他的父母不仅不限制他的阅读，而且 还把进步书刊甚至是革命书刊放在家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比如胡愈之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考察记》，这本书对潘超就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但是和崇健在一起 的时候，潘超却从不谈论政治问题，因为崇健的一脸童贞总是让潘超觉得他还远没有成熟到 可以谈论政治问题的年龄。就像是不忍心过早地打碎他童年的梦境，潘超始终都把他们的关 系限定在一种亲如手足的纯粹的友情里。
1941年初，张大中领导下的育英中学党支部开始在学生中组织起了小型的读书会。读书 会的成员们相互传阅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方面的书刊。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崇健是 这类读书会的正式成员，但是他的弟弟们刚好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现他开始偷偷阅读进步书刊 的。为了瞒过自己的父亲，他的行动相当隐秘，除了常常忍不住要去翻动他的东西的弟弟们 以外，家里的其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就是在那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