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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的台湾问题时 ，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那个著名表述，即“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第四部分七 接待尼克松和田中角荣（2）
作为此轮谈判的另一项成果，双方还将尼克松访华的确切日期定在了1972年的２月21日。同 时被确定下来的还有随同尼克松访华的代表团的人数：494人，这个数字是在中方的一再坚 持下将美方原先提出的数字削减了一半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它听上去仍嫌太多。
就行政事务和后勤工作而进行的技术性谈判，是从1972年1月30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 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率领一个先遣小组抵达北京时正式开始的。双方在这一轮谈判中 将要解决的是尼克松访华期间与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一系列具体安排 有关的问题。不过黑格此行还肩负着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尼克松 和基辛格的一个口信，即中国的“生存能力”正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而美国将“维护”中 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美国此举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打“苏联牌”来迫使中国在最 后阶段的谈判中做出原则性让步。不过当黑格把这个口信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却用平静但 不失威严的口吻对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就像黑格的使命并非仅仅是技术性的一样，中美之间的所谓技术性谈判也充满了政治色 彩。人们根据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将谈判分为若干个小组进行。韩叙除去继续负责由黑 格率领的先遣小组的接待工作以外，还是在谈判过程中代表中方出场的主要官员之一。
大约很少有人料到中美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那样棘手，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 了，要想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其中的一方放弃原来的想法 。在由韩叙出面进行的有关礼宾问题的谈判中，双方的争论焦点是美国总统究竟应该使用由 谁提供的交通工具。美方代表提出，尼克松从始至终都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和防弹车，即使 是在中国境内。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据说和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一项权力有关，即只有美国 总统本人有权宣布国家紧急战争令，所以美国总统在国外访问期间必须时刻与国内保持密切 联系，而总统的专机和专车里恰好配备有这样的通讯设备。但是，允许一架外国飞机在尚未 开放领空的中国境内飞行显然是有损国家主权的，所以美方的提议立即遭到了中方的拒绝。 坚持己见的美国人强调说：他们以往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并且这种做法也从未遭到过其他任 何国家的拒绝。而中方代表则明确表示，中国也没有在其他国家元首来访时向对方的飞机开 放领空的先例，迄今为止，凡是访问过中国的国家元首，只要在中国境内，一向都是由中方 提供交通工具的，因此美方的打算不在中方的考虑范围之内。很显然，这不是双方的谈判代 表有权做出决定的事情，就如同更早些时候进行的政治性谈判一样，真正的决策者是双方的 最高领导人。因此，在向各自的上级请示之前，他们只能暂时离开自己的谈判桌。
在接下去的谈判中，韩叙代表中方提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坚持了由中方提供 交通工具的基本立场，但是它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美国人提出的尼克松必须和美国国内随时 保持联系的要求，方案允许美国总统的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而副机 可以通过乘坐在主机上的美国通讯人员随时与美国国内保持联系。美方对于这样的安排显然 无话可说，但是他们对中方用来作为主机的伊尔—18型飞机的性能表示了怀疑。中方并不否 认这种在二次大战时最好的飞机比不上美国总统乘坐的波音707，但是中方可以保证为 这次飞行挑选出来的机长是最优秀的，况且中国总理也将乘坐同一架飞机，而人们没有理由 认为中国总理的安全问题就不重要。在这样的安排和理由面前，美方代表只好放弃了他们原 来提出的听上去盛气凌人的打算。
当然，在凡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同时，中方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也表 现出了恰如其分的灵活性。比如美方代表曾提出，尼克松的专机在从关岛飞往北京的途中需 要在上海加油，而在由上海飞往北京时希望不必转乘中国飞机。中方不仅同意了美方的这一 要求，同时还决定由中方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总统专机飞往北 京，这个方案显然令美方感到他们的面子得到了照顾。
由于礼宾和安全问题在实际过程中很难分开，所以有关安全问 题的谈判常常和礼宾谈判合并到一起进行，韩叙因此参与了其中的部分谈判。完全不了解中 方情况的美国人在安全方面提出了一些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比如让中方提供有关安全 部署的详细计划、对宴会和游览场所进行反爆破检查以及由美方派海关人员到中国海关检查 美国记者和技术人员的行李等等。他们甚至还提出要在飞机上准备一些机关枪和自动步枪， 以便在发生意外情况时自卫。上述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方代表的拒绝， 他们提醒美国人必须在某种前提下讨论问题，即中方有能力保障美国总统及其率领的代表团 的安全。
美方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不得不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在双方最终达成的有关协议中 写明：美国代表团在中国境内的安全问题由中方全权负责，而美方的安全人员只需配合中方 的工作。一直在指挥谈判的周恩来对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他提醒参加谈判工 作的中方代表们说：尼克松来不是我们有求于他，而是他有求于我们，所以他才来访问我们 ——这也就是说，美国人最后一定会做出让步的。如果说，美方从这件事上了解到了中国人 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决心的话，那么在七年之后，当双方讨论邓小平访美的接待方案时 ，美方对中国人的主权观显然又多了一些了解，因为中方在谈判中主动表示希望由美方全权 负责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而中方只打算派出七名警卫人员配合美方的工作。这个提议自然大 受美方的欢迎，而中方希望借此表达的则是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坚决维护自身主权的同时， 也应该对别国的主权给予同等的尊重。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
在中美双方的早期接触中，韩叙在美国人的印象里就是一个十分精明干练的外交官。他 在谈判中表现得对工作了如指掌，并且善解人意，反应机敏，同时又不乏灵活性。不过尤其 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原则性，作为政府政策 的执行者，他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而这恰恰是他赢得谈判对手们尊敬的重要原因。
在终于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之后，韩叙陪同黑格实地考查了尼克松将要访问的所有城市。 在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谈判对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真诚的私人友谊。 他们在私下里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黑格回忆说：“我在北京度过的三周里，每天都和韩叙 一起工作，一大早就开始，有时一直到深夜。那时他的精力之好真让我吃惊。当我得知他每 天要骑自行车从家里到单位时，我对他更为敬佩。我算了一下，这样他每天所剩的睡眠时间 只有不到两三个小时了。有这样一位忠诚的专家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尽心尽力，这是他们 的幸运。”黑格1996年1月18日致葛绮云的信。
黑格率领的先遣小组中的一位名叫罗纳德·沃尔克的年轻人也和韩叙成了好朋友，他这 样评价韩叙说：“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试图理解对方以消除25年来我们之间的隔阂，这时 我显然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他诚实，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机智灵活的外交 技巧，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热情和敏锐的人。”事实上，年仅34岁的沃尔克也给韩 叙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不过沃尔克后来是从尼克松总统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尼克松对 他说：“我刚到北京时他（指韩叙）就告诉我，我们年轻的先遣团员，尤其是沃尔克给他留 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说沃尔克直率的谈判风格一定让委婉含蓄的中国官员大吃一惊。” 沃尔克1996年7月9日致葛绮云的信。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中国都有理由对尼克松的来访给予特殊的重视；当由黑格率领的先遣 小组离开北京之后，一个少有的规模庞大的接待班子很快就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个班子的核心成员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挑选的，他们几乎全是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的 业务骨干。负责事务性工作的若干小组被统称为前台班子，根据惯例，它们的工作一律由礼 宾司负责安排和协调。在前期制定接待方案过程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韩叙成为这个方案的主 要执行者之一，他被确定为前台班子的总负责人。在尼克松到来之前，他将根据已经拟定好 的方案组织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除去涉及常规的安排之外，还包括一 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的工作，比如在有关的城市之间增铺地下电缆、扩建它们原有机 场的停机坪，以及动员相当数量的群众对尼克松将要访问的城市的环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 理等等，其中也包括清除诸如“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口号。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 这个接待班子在一起工作几个小时，他对所有的细节都亲自过问，并且做出明确、具体的指 示。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着，考虑周密的接待方案和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似乎注定了 人们在即将开始的访问中会创造一个礼宾接待史上的成功的范例。
很多人都记得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是如何描述自己在1972年2月21日到达北京时看到 的那个场面的：“机场上的仪式完全符合外交礼节的一切要求——很有礼貌而又很冷淡。” 当他走下飞机舷梯时，他看到的是并排悬挂在一起的中美两国国旗、三军仪仗队以及等候在 机场的中国总理。在检阅完仪仗队之后，乐队还将演奏两国国 歌。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世人，他的确享受到了元首级的礼遇。不 过在他的期待中，他还希望看到欢呼的人群和前来迎接他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官员们，但是这 一切都没有。在过于安静的机场上，人们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两国国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 飞舞时发出的声响。这一切又似乎在告诉世人，他属于那种来自一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并 且还远谈不上友好的国家的元首。没有什么比尼克松看到的那个场景更能体现那次接待的基 调了：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以礼相待。
但是在这个历史性的场面结束之后，尼克松的感觉显然要好得多，因为在他到达钓鱼台 国宾馆后不久，就得知毛泽东主席将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会见他，这不免使他大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肯定的消息证实这次会见的确存在，而现在它不仅是存在的，并且 它到来的时间远比他想像的要早。事实上，并不是中方有意要将事情搞得扑朔迷离，而是毛 泽东在尼克松动身的前几天突然休克，他的心脏甚至还一度停止了跳动，在经过了几天的紧 急抢救之后，他的病情才刚刚稳定下来。令尼克松感动的是，尽管毛泽东的身体仍然很虚弱 ，但他还是把同自己谈话的时间从原定的15分钟延长到了1小时零5分钟，以至于担心他的健 康 的周恩来在一旁焦急地不停地看表。而在当天晚上安排的欢迎宴会上，虽然依然没有各国外 交使团的人员出席，但是尼克松却出乎意料地听到了乐队在演奏他上任时挑选的自己最喜爱 的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首歌使整个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尼克松的一些随行 官员赞不绝口地说，中方的这个安排实在是“太周到了”。尼克松本人更是在宴会结束时特 地走到乐队面前表示感谢，他说他在国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乐曲。尼克 松在这一天之中的经历大概足以让美国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了，即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礼 仪之邦，非常懂得如何运用礼宾艺术来营造自己所需要的谈判氛围。
跟随美国总统来访的近500人被分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民族饭店下榻，而其中的钓 鱼台国宾馆自然被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