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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的肯定。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新任商业部长沃 瑞特在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方面和他的前任持有相同的看法。“别看他以前担任过美苏贸易经 济委员会的两主席，但他对苏联不感兴趣，相反却对中国非常友好。”韩叙夫妇的一位老朋 友是这样向他们介绍沃瑞特的。
就像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论中美两国在搭建双边经贸关系基本框架的过程中有过多少分 歧和争执，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还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着。中美双方略有不同的统计数字 都显示，两国建交以来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两番，或者说已经从1979年的20多亿美元增加到了 1988年的140多亿美元。而比这些数字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这种日益 成长起来的关系中获益，并且因此造就了一些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的利益集团。
那些持贸易保护主义观点或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议员们可能对此感到颇为不快，但另外一些议 员们的感受则刚好相反，这使得在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上一向扮演保守角色的国会的立 场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个突出的例证是，21名关心中美贸易但观点各异的参议员在19 87年11月份组成了一个“参院中国贸易小组”，该小组以“美国对中国和香港未来10年的贸 易及投资政策”为主题，通过举行研讨会的方式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这个研讨会的召 开被美国舆论界普遍评价为“中国在美国国会的突破”。1987年11月23日《华侨日 报》文：“韩叙强烈抨击美对华贸易歧视”。
韩叙应邀在研讨会的讲坛上就中美贸易问题发表看法。他没有用更长的时间来描述中美贸易 快速增长的成绩，而是强烈批评了美国国会制定的歧视中国的贸易法案。他说：正是由于这 些法案的存在，比如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需要逐年审批以及通过设置某些不必要的审 查程序限制对华技术转让等等，实际上是将中国排除在了美国目前已经批准的享受普通优惠 制的140多个国家之外，因而导致中国在对美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发展中 美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韩叙这样说服小组的成员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却缺乏资金和技术。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达国家，不仅能够满足中国的需求，同时还能为自己的资金和产品找到市场。”他还提醒 议员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双边贸易中一直是处于逆差的一方，为此他呼吁美国放 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尺度，他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进口能力将取决于出口能 力，所以增加中国对美出口是发展中美贸易的关键。”1987年11月23日《华侨日报 》文：“韩叙强烈抨击美对华贸易歧视”。
尽管韩叙在白天对国会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于当晚在官邸为中国贸易小组的 成员们举行一场气氛轻松的招待会。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并不奇怪，因为不论该小组的组 成和研讨会的召开能否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好处，它们本身都是值得赞赏的 。
中方长期和多方面外交努力的成果终于开始有限度地体现在1987年底以及其后一两年间签署 的一些协议中了，比如在双方于1987年12月签署的为期四年的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中，中国 对美出口纺织品和成衣的平均年增长率就被确定为3％，这个比率已经超过了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和韩国。而双方在1988年2月和9月达成的有关钢材和钨制品出口数量限制的协议中，中 国的出口增长率也将被允许缓慢地提高。
第五部分九 出使华盛顿（中）（4）
要促进有利于推动而不是限制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双边协议和立法的产生，多方面的外交努 力固然重要，但确保已经开始启动的合作项目，尤其是其中的大型合作项目的成功显然是更 重要的方式，因为没有什么游说能够比让人们获得贸易实惠更有说服力。由于早期的合作不 可避免地会碰到各种政策或法规壁垒，况且人们还来不及建立起更多的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的渠道，因此，在不少大型合作项目的谈判乃至实施过程中，驻美使馆都扮演了一个重要 角色。公使衔科技参赞卢景霆回忆说：“我们根据国内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确定了一批相 应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范围涉及石油、露天煤矿、核能、大型水利工程、民用飞机、汽车 、民用卫星以及地面接收站等等，这些项目都由大使亲自抓，各个部门分工合作，因此，它 们是当时馆务会议上的经常性议题。”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
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件事发生在中国与麦道公司刚刚开始联合组装麦道飞机的那段日子里：麦 道公司中国部的经理有一次向韩叙表示过某种担忧，因为他发现麦道公司在上海的合作伙伴 并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生产合同中规定由中方制造的所有零部件，但是后者却无意将这部分 生意让给拥有这种技术实力的航天部的下属企业去做，而这显然有可能影响到那些零部件的 质量。韩叙从国内来访的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那里证实了这一情况，他立即要求科技处起 草报告向国内反映有关问题，并建议由权威部门出面协调。由他本人签发的这份报告被送交 到了国务院，这使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涉及大型成套设备引进的项目一向都是韩叙格外关注的，它们可能会碰到各种障碍，但最 有可能发生同时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往往出现在技术出口管制环节。事实上，美国对华实行的 过于严苛的技术管制是除了贸易保护主义以外妨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个主要障碍，使 馆科技处和韩叙本人因此都不得不用相当多的精力来考虑如何突破这种技术管制。
美方负责制定与技术转让有关的对华出口政策的是一个叫做部门间高级小组的机构。该小组 由国务院负责安全、援助、科学和技术事务的副国务卿担任主席，其成员包括负责国际安全 政策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以及负责贸易事务的助理商业部长，他们将分别代表国防部和商业 部的意见。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方做工作的主要对象。当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众两 院科技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也在此列。
尽管美国在1983年就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列入了与它的盟国和友好的非盟国同等待遇的V组 ，但它实际上对中国实行的却是类似于针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制定的苛刻的Y组标准，直到198 6年，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才终于出现了。
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迹象是里根在年初对内阁成员的讲话中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谈到了 对华技术转让问题：“考虑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继续改善，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已经承诺保护敏感技术，我们可以与盟国一起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贸易。” 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导致这 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一年比一年扩大的外贸逆差。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过于严格 的出口管制显然抑制了美国产品拓展世界市场的能力。一个专门就逆差问题展开调查的小组 的报告指出：仅仅是1985年一年，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代价就包括损失了93亿美元的出口额 以及18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工商界、商业部和国会很快就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即有必要 对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做出大幅度的调整。惟一不为所动的是国防部，他们坚持认为，如果 政策的调整是以危及国家安全为代价的话，那么国防部宁肯投反对票。看来，要让国防部改 变态度的惟一办法，就是使他们相信放松技术出口管制并不会导致他们所担忧的后果出现。
“大使要求我们对国防部技术出口管制署的有关人员做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卢景霆回 忆说，“我们尽可能向他们提供那些待审批的项目的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我们引进技术 是为了开发民用产品市场。当然，我们也尽可能提供那些已经启动的合作项目的资料，它们 则可以证明中国是信守承诺的。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负责这个署的国防部副部长帮办以 及他手下的五个上校逐渐对我们产生了信任感。”同上。能 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上校们开始带着科技处的外交官们进出国防部的计算机中心，而这个中 心使用的所有设备都是不向Y组国家出口的。
国防部和其他主管部门所依据的不同的判断标准，使它们在涉及某个具体项目的问题上时 常发生意见分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往往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中国的 两家大型钢铁企业——首钢和鞍钢曾经在1986年向美方提出了希望购买成套轧钢设备的 要求 ，美国商业部从一开始就很想促成这笔大宗交易，但国防部的技术出口管制署却一直拖了18 个月都没有批准有关申请，其理由是有关技术有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于是，韩叙开始出面 和商业部积极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双方后来采取的办法是，由韩叙负责说服中方有关部门 ，允许美国商业部派人到中国就该项技术在未来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而美国商业部则必须 保证考察人员将是中方所信任的。美国国防部在不久后看到了商业部的调查报告，报告的 结论是：该技术的运用与军事无关。国防部依据这一结论做出了放行的决定，这笔交易最终 得到了白宫的批准。
但有些项目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比如中国争取进入国际卫星商业发射市场的项目，或者说是 中国争取发射美国卫星的项目，由于它是中国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科技成果主动拓展以美国为 主导的国际高科技市场的努力，因而在美方乃至部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看来显然更 具挑战性。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方要为之付出多得多的外交努力，当然，驻美使馆在其中 扮演了一个无法替代的角色。
1986年1月28日，这本来应该是里根在国会发表他的国情咨文的日子，但一架名为“挑战者 ”号的航天飞机的爆炸改变了这一安排。里根和华盛顿的重要人物全都赶往休斯敦的约翰逊 宇航中心，为在爆炸事件中罹难的七名宇航员举行了追悼仪式。而对美国一些大型发射公司 来讲，这起事故还意味着它们试图用航天飞机取代卫星发射业务的计划遭到了重创。就在那 起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向国内提交了一份重要的报告，报告分析 了该事件对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它有可能给中国业已成熟的火箭发射 技术进入这一市场而带来的商机。
报告受到了国内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加快了进军国际市场的 步伐。1986年上半年，拥有长征系列火箭的中国长城公司从澳大利亚的一个卫星用户那里得 到了初步承诺，即后者愿意使用长征火箭发射两颗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商业卫星，当然， 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为休斯公司的卫星发放出口许可证。看来，是向美国正式提出发射要求 的时候了。
美方在1986年8月收到了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准予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说明词。但中方 的要求立刻遭到了美国国防部、商业部、国务院、国会以及“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比如英国和法国的一致反对，其理由是卫星过境有可能导致技术泄密，而且即使不发生这 类问题，中国的较低的发射价格也将对他们的商业利益构成“威胁”。韩叙立即要求科技处 向国内反映这一情况，并建议国内和使馆通过各种渠道共同开展工作。
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特点总能使韩叙获得一些好的建议。有位华侨认为，在说服美方有关人 员改变立场方面，出面的不能仅仅是政府官员和外交官，还应该包括一些懂行的国内专家。 他的看法被作为一项建议报回了国内，其结果是一个由长城公司负责人率领的专家组很快就 起程赴美了。在拟定被邀请听取专家意见的人员名单时，使馆特地列上了不少负责具体审批 工作的中、下层官员的名字，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平时也收不到 中国使馆的招待会邀请，而这种相互之间从不照面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彼此间的合作，所以有 必要尽快加以改变。“我们的努力是奏效的。”公使衔科技参赞卢景霆说，“不少中、 下层官员以前反对向中国发放卫星发射许可证，但在听过国内专家组的报告之后，很多人的 态度都有所改变。”采访卢景霆谈话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