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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还渐渐放弃了继续留在党外 的想法，他决定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融入到革命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他 相信这项事 业需要更多的人为她献身，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在解放区这个大熔炉里，韩叙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思想的熔炼，这使他走完了从一个追求进 步的青年学生到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历程。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42团担任国 文教员期间，他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1945年2月，他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在 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组织考察之后，他于同年8月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当韩叙在天津意外地遇到了已经五年未曾见面的弟弟崇刚时，曾经兴奋而热切 地向他谈起过自己在解放区的诸多感受。他竭力劝说崇刚也尽快加入革命组织。他说：个人 的力量是渺小的，而组织的力量才是强大的，要想改变中国的面貌，要想事业成功，就必须 加入到组织中去。崇刚并不反对哥哥所说的这番道理，但是他对付诸行动还有些犹豫不决。 “我现在不论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反政府的事情，终归也还是个人行为。”他这样对韩叙 说，“可是一想到加入某个组织，心里就会有一种叛逆感，因为这至少是对家庭、尤其是对 父亲的背叛。”韩叙对崇刚的这种感受表示理解，尽管他没有谈到自己，但是崇刚相信，同 样的体验韩叙当初也一定有过。据沈崇刚回忆。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44年起步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与同一时期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态势相呼应，八路军也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攻势作战 。尽管日军的力量仍很强大，但是人们显然已经看到了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曙光。 中共中央开始周密地考虑抗战胜利以后的各项重大战略部署，虽然很多情况还难以预料，但 是不论胜利后出现哪种局面，对于干部的需要都是十分迫切的，于是，大批干部被送往各类 学校，去接受战后有可能从事的各种工作的技能培训。
1945年3月，韩叙被送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的英文训练班，接受从事英文翻译工 作的强化训练。当他在半年后离开这个训练班时，他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年9月份 ，他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的联络科担任秘书，应该说，这是韩叙一生中的又一 个新的和重要的起点，他因此成为最早介入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人员之一，而这显然掀开 了他后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的序幕。
联络处又称情报处或二处，而联络科则是这个处下设的专门负责处理各项涉外事务的部 门，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韩叙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接待一些访问解放区 的国外进步人士以及志愿帮助解放区的外国医务工作者。尽管这种交往是属于民间性质的， 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训练。
大约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韩叙开始了他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美军观察组1944年 夏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 派住华北地区的观察小组是他所接待的第一批美国客人。这是一个由11人组成的团体，组 长是一位名叫德穆克的美军上尉，他后来成为美国的一位亚洲问题顾问。中共方面陪同德穆 克一行的最高官员是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 长的耿飚，他当时是晋察冀军区的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长，而韩叙则是人们为这个观察小组配 备的三名翻译之一。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早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段交往发生在从1945年 12月至1947年1月的“军事调处”期间，当然这同时也是韩叙同更多的美国人打交道的时 期。在历时一年多的“调处”过程中，由解放区培养出来包括韩叙在内的大批干部都被投入 到与此有关的工作中去，人们后来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第一批进入新中国外交部 的外交官。38年后，当韩叙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时，他的这段经历经常被人们提起。
这段早期的交往关系是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飞抵重庆 时开始的。这位备受瞩目的美军五星上将要扮演的是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他的使命是 防止在中国已经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局部军事冲突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并且最终促成一 个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产生。尽管美方的意图是将中国共产党统一 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框架之内，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愿意为有可能延续的战后和平局面付出真 诚的努力。周恩来提议成立一个由三方人员共同组成的停战委员会，并由美方担任调解人， 就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以及受降等一系列问题共同商讨解决办法。1946年1月5日，由周恩来 、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正式成立，三方于五天后达成停战协议。在这个委 员会的监督下，若干个停战执行小组开始频繁地飞往每一个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调停。
当然，周恩来本人也经常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地。1946年3月1日，他和马歇尔、张治中 等一行30余人飞抵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张家口，听取第五执行小组的汇报。在聂荣臻司 令员为迎接他们到来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韩叙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一个对他的一生影 响最大的人，而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但他后来一直都是如此谈论这个时刻的。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清晰地回忆起了那一 天的情景。如果说，《西行漫记》使他第一次发现了一条现实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见到周 恩来则使他找到了最完美的人生楷模。他正是从周恩来的身上懂得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 产党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后来有机会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并为他安排各种重 要的出访和会见。他越是接近周恩来，便越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他常常在周围的人们 、也包括他的家人们面前流露出他对周恩来的敬仰之情，周恩来去世多年之后，当一直生活 在美国的哥哥沈崇育回国探亲时，他送给对方的礼物竟然是一套厚重的英文版《周恩来选集 》。
1946年3月，韩叙被调往军事调处执行部南口小组任翻译。南口是位于北平西北郊 的一个很小然而却十分重要的城镇，它的南侧是耸立在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太行山脉 ，东侧是海拔1000多米的燕山山脉。如果说，北平刚好位于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交汇处的话， 那么南口就是从西北方向进出北平的咽喉要塞，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向来都使它成为兵家的 必争之地。韩叙在南口小组工作了大约半年时间，其间他还曾受党组织的委托到北平做过争 取父亲的工作，因为当时有关方面有意邀请沈家彝担任北平《解放日报》的法律顾问。看到 已经失去联系几年的儿子平安归来，父亲固然感到安慰，但他却显然不赞赏儿子的选择，当 然，他更不会对儿子带来的消息感兴趣，他很固执地谢绝了邀请。这一次北平之行的结果使 韩叙感到相当失望，不过他却从此恢复了与姐弟之间的联系，他甚至还去参加了姐姐崇寄的 婚礼。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叙把在南口小组工作的一批美国军人变成了自己的朋友。他曾经 请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些面额不等的纸币上。那些纸币被精心地 保存下来，人们至今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他的那些美国朋友的名字：阿瑟·J汉 比上校、道格拉斯·C凯特林、阿历克斯·凯米亚克、杰克·马奇、托马斯·J弗尔 、罗伯特·D威尔斯、罗伯特·E托比、约瑟夫·V翰菲罗、琼·海尔勒、杰克· 迈克 布莱德、约翰·奥若顿、琼·史密斯、乔治·罕隆、斯坦利·罗德斯……1985年，当韩叙以 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赴华盛顿就任时，他曾经随身携带着这组私人藏品，并且专门委托美国 有关部门帮助他查找过当年那些美国军人的下落，但遗憾的是，他后来没能得到他们当中任 何人的消息。然而这个小小的插曲却将38年前的一段历史和现实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那 些被韩叙保存下来的纸币不仅记录了他和十几位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而且成为一种真实的历 史见证，它使人想起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能够令人产生愉快回忆的交往 ，而在这段交往中，韩叙刚好是以友好者的姿态出现的。果然，许多美国人都注意到了他的 这样一段经历，并且因此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们认为，韩叙的一生都和中美关系紧密 相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为中美友谊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之一。而作为 他和中美关系的这种不解之缘的起点的，恰恰是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和中国共 产党首次合作的经历——这段经历在美国人看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能够使人产生愉快回忆的历史却是以一种并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 的。美方在看上去不遗余力地扮演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将价值 大约5亿美元的所谓军用剩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国民党政府。这种对其中一方的实质上 的偏袒和支持，最终使一切调处工作都变得徒劳无益。当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军 事力量发动一场全面内战时，马歇尔的调停也就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1946年8月，这位 沮丧的五星上将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公开宣布调处失败。五个月 后，马歇尔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握别了那位使他陷于败局的中国的大独裁者，情绪低沉地匆匆 登上了一架已经开始发动的飞机，而留在他身后的则是一块烽烟迭起、兵车遍地的巨大的战 场。然而令美国政府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历时八个月的调处至少使蒋介石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去部署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它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赢得的则是更重要的东西——人 心。而与军事调处失败同时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式联系的大门也从 此被关闭了25年之久。
尽管从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的那个时候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但它直 到1947年的2月份才完全停止工作。然而停战小组的工作结束的则要早得多，在马歇尔和司 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二个月，韩叙便重新回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处。大约半 年之后，他被调往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学院担任英文教员。不过这段教学生涯似乎只是韩叙 早年经历中的又一个极其短暂的小插曲，它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便结束了，他被重新调往外事 部门，并且终其一生都未曾离开过。
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往往是深重而持久的，尤其是一场延续了六年之久、并且波及全世界 4/5人口的战争。为了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赈灾救济工作，刚刚组建起来的联合国便成 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旨在“使因联合国武力克复或敌人退却而 获得解放地区的人民立即获得衣、食、住的资助，防止瘟疫与恢复健康，筹备安置无家可归 的难民及战俘，协助复兴紧迫需要的工农生产”。用于善后救济的经费，来自联合国中那些 未曾遭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的捐赠，其总额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而这笔款项的1/4将被用 来援助中国。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3）
为了执行对中国的援助计划，联合国救济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国分署，它由数百名来自几 十个国家的各类专家组成。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行政院 善后救济总署。但它显然无权决定对解放区的援助问题，而后者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及损 失程度使它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援助，于是，延安在原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 基础上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它的英文名称的缩写（CLARA ）“珂莱拉”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的芳名，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称它为“解总”。它 由包括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等15人在内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解总”的办事 机构最初设在延安的杨家岭，但它很快就在上海、天津和石家庄等一些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