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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他有优越感和表现欲，而且作风浮躁，在 感情上和群众有隔阂等。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4）
这些批评使韩叙醒悟到，尽管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但他在思想意识上显然还带有 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旧社会以及他所脱胎出来的那个阶级的烙印。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小资 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在有关会议上公开检讨说：自己总幻想一鸣惊人，建树奇迹，因 而形成了虚荣和浮躁的作风，凡是做了工作，总想叫别人知道，并且喜欢追求超群的见解， 喜欢强调自己和大家的不同。他还说，自己在工作中虽然表现积极，但那不是纯洁的革命的 积极性，而是掺杂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他在一个笔记本上抄录下了当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的一段话：“个人英雄主义是剥削阶级的特性，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有限的作用， 在今天某些阶级里，也可能有一点点进步作用，但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特别是我们党 内，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个人出发。……他从不知道革命 利益与反革命利益的区别，因此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像张国焘那样的叛变分子。”
他接着又抄录了一段有关新英雄主义的论述：“新英雄主义是群众英雄主义，是无产阶 级思想的一部分。……他看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 充满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的思想。因此，他不但能做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且活泼、愉快、勇敢、进取，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 。”
关于新英雄主义的论述使韩叙找到了新的标准。他后来曾经多次公开检讨过自己的个人主义 问题。然而与他无数次的自我反省比起来，那不过是人们所知道的有限的几次。他开始走上 了一条无形的、漫无止境的自我改造之路。虽然在那之后他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 若干次思想改造运动，但促使他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主要不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 而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里都是一个令人激动和自豪的日子，它的 意义就像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韩叙的记 忆里，这一天则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开国大典结束后，他有幸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 交使者，前往原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 国驻北平总领馆，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公告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随附公 函，这份文件曾被周恩来描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 出的第一个照会”。翁明、蔡华同、张颖等著《大使的风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6年8月版，第146页。
当韩叙骑着自行车递交完那些文件之后，北平的街头已经灯火阑珊。他久久地徜徉在凉爽的 秋风里，难抑心头的兴奋与激动。那一天，他度过了一个长长的不眠之夜。
他后来在写给弟弟崇刚的一封信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韩叙去世后，崇刚在一篇悼念 文章中回忆起了这段往事，他说：他至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哥哥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兴奋之 情。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1）
（1949年11月—1959年10月）
——1949年11月，在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任交际处交际科科长
——早期的礼宾工作
——1951年2月与葛绮云结婚
——参与新中国礼宾制度建设
——1954年，外交部礼宾司成立，1955年升任礼宾司专员
——“十年大庆”期间，在大型国宾接待活动中担任礼宾工作负责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历史是从1949年11月8日这一天开始的，经过一个多月的 紧张筹备，它在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外交部旧址今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宣 告成立了。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这样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现在的 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 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6月提出的被称作“一边倒 ”的外交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这个方针被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周恩来接着又对这一原则做出了灵活的解释，他说：我们“对兄弟国家在战略上要联合 ，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在战略上要反对，但战术上有时在个 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
周恩来还对外交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他说：“外交同 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外交人员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 因此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7页。周恩来的这 些话后来一直被韩叙谨记在心。
人们在刚刚组建起来的外交部中是找不到礼宾司的设置的，当时
所有的礼宾方面的工作都由附属于办公厅的一个叫做交际处的部门负责。由于 交际处同时还要负责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礼宾工作看上去只是它的庞杂的事务性工作 的一部分。
当人们走进外交部那幢风格别致的德国式建筑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交际处的办公室。事实 上，这个处的大量的具体工作都由它下设的惟一一个科——交际科来处理。交际科的第一任 科长是韩叙，在外交部同一级别的干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和大多数部门不同的是，交际处刚一组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工作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出 使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早在外交部正式成立前一个月就抵达北京了。 当然，仅仅一个大使的到任还不会给礼宾接待带来太大的麻烦，但在接下去的两个月里，当 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在内 的十多个国家的大使相继到任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人们发现他们还远没有来 得及为这些大使的到任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至于在最初一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疲于 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前没有料到的问题。
最先碰到问题的地方是海关，因为有关人员不知道该如何为第一批到任的外交官们办理入境 手续，比如是否可以对他们携带的部分商品实行免税或者是给予他们免检待遇等等。同样是 第一次碰到这些问题的外交部迅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拟定有关规定，人们差不多可 以说这项规定是让已经到任的外交官们等着拟定出来的。当然，韩叙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 一。不过在参加诸如此类的建章立制工作的同时，他还要一遍遍地赶往机场或车站去迎接那 些新到任的大使们，他的名字也因此经常见诸报端。在人们的印象中，除了少数几位被给予 特殊礼遇的大使以外，大多数大使都是由韩叙代表外交部前去迎接的。
不过当海关为新大使们办完入境手续之后，他们的住房很快又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在 没有建造好自己的使馆之前，外交官们惟一的选择就是租用饭店的房间。但除了位于东长安 街的北京饭店以外，大使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由于当时北京饭店的客房量只是今天的1/ 3，所以当交际科的年轻人们陪着外交官们前去租房时，竟然不止一次地碰到过找不到 一个空房间来安顿客人的尴尬局面，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和客人一起坐在饭店的前厅里等待其 他客人退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际处后来索性在饭店里长期包租了一批房间，尽 管他们常常要为一部分空着的房间支付大量的房租。
在终于将外交官们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后，更多的工作接踵而至。一时间，诸如安排新大 使递交国书、对各有关部门进行礼节性拜会以及为使馆雇佣翻译甚至是保姆之类的事务立即 满满地排在了交际科的工作日程表上。科里仅有的四五个人显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于是， 外交部从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一批年轻人充实到交际科，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显得手忙脚 乱。
尽快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礼宾工作制度，从一开始 就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尽管人手非常紧张，交际处还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着 手进行这项工作。小组的成员中包括一位在1949年起义的原国民党外交部的礼宾官，最初的 时候，他的某些经验曾被直接用来以解燃眉之急，比如人们就曾经根据他提供的国民党外交 部的做法，为最初一批大使安排了递交国书仪式。然而那套仪式在当时看来就已经显得过于 繁琐了，于是，当外交部陆续从中国派驻国外的大使们那里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后， 交际处受命对这套仪式进行简化。不过一下子就省略掉其中的几项环节，很可能会使后到任 的大使们误以为自己受到的是较低规格的礼遇，所以人们只能一点一点地简化这套程序。
然而更多的工作只能在完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人们很快就发现，韩叙周到、缜密 和擅长组织的特点常常能够弥补由于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有一次，一位负责采购 食品的女孩子就准备用一种包装很漂亮但却是被儿童们衔在嘴里吃的棒棒糖招待一位大使， 韩叙发现后这样问她：“我们将要和大使讨论一些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你认为让他吃这样的 糖合适吗？”那位女孩子事后心悦诚服地对别人说，这件事使她懂得了必须将礼宾安排中的 每一个细节同会谈本身联系到一起来考虑。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2）
作为交际科科长，韩叙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礼宾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后来由国际俱乐部和 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处理的各项事务。为了减少发生差错的可能性，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 惯，但是这样一来，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就像个跑码头的。”当时担任亚洲司司长 的乔冠华曾经这样形容他每天风风火火的工作状态。但是不管忙碌到什么程度，他也绝不会 马马虎虎地对待哪怕任何一件小事，他要求自己负责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做得完美，而这 一点，也正是他后来深得周恩来信任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交际科里的那些刚刚从大学毕 业不久的年轻人，都在暗中把他们的科长当作自己学习的楷模。
当然，由于对国际外交惯例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犯过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 。比如每当哪个使馆需要与外交部讨论某个问题时，交际科的热情的年轻人们总是立即骑上 自行车赶到对方的使馆去，而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外交惯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由礼 宾司安排双方相应级别的官员在外交部会面。不过更为有趣的是，所有的使馆都把中方的这 个小错误当成了一种友好的表示，各国外交官们对交际科的那些骑着自行车找上门去的年轻 人热情有加，直到中方了解了有关的国际惯例之后，这种做法才被改掉了。
不过惯例并不是不能打破的，在某些情况下，打破惯例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先让 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周恩来——1950年5月，当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交际处提出 了拜会他的请求时，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这样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是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 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中国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 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的特殊礼遇。此举在国际 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人们从中领悟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明 ，新中国同样重视发展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再次表明这一愿望的方式之 一，毛泽东主席在第二年1月份甚至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 次当然也是惟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高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 司长、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大使。 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