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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出人意料地传到外交部之后， 当时韩叙刚好在交 际处值班， 他意识到应该迅速发出一份唁电。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唁电应该由哪个部门起草 ， 因为这种事情还从未发生过。于是， 他立即安排交际科的一位副科长来做这件事。大约 半个小时后， 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发出的第一份唁电的草稿就通过有关途径被逐级上 报。最后，当那份唁电几乎没被修改地发往苏联时， 那位在仓促之中受命起草唁 电的副科长竟然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很显然， 他们当时 “擅自” 采取的行动， 为中 方及时向苏方及外界做出必要的反应赢得了时间。
就在韩叙忙着接待蒙古总理泽登巴尔的时候，他自己家里也开始变得一片忙乱——1952 年10月14日，他和葛绮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那是个女儿。为了祝贺韩叙的康复，葛绮云 为她取名小康。有趣的是，这似乎开了一个先例，他们为在小康之后出生的两个儿子所取的 名字也与健康有关，大儿子的名字里有一个“强”字，小儿子的名字里则有一个“健”字。
多亏葛绮云的一些热心的女同事们帮忙，否则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刚刚出生的小女儿。 不过同事们是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的，尽管韩叙深知这一点，但他还是找 不到时间陪伴妻子和女儿。在那段日子里，葛绮云最怕看见的东西就是家里放着的一只棕色 皮包，那里面装着韩叙外出时使用的所有物品。每当韩叙提着那只皮包从家里消失时，她总 是忍不住要一个人哭上一场，直到她渐渐理解和习惯了丈夫的角色所要求他们付出的一切 。
在泽登巴尔之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来访很快就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了，事实上，在接下 去的两年间，交际处每年都要接待差不多五位外国政府首脑。在任何一位国宾来 访之前，交 际处都要用很长的时间做各种准备。尽管每一次的接待都有所不同，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却 是在被不断重复的。人们对这类事情渐渐失去了新鲜感，比如准备卫生间里的各种用具、测 试房间里的温度、确定宴会的菜谱、安排来宾座次以及在会谈地点摆放痰盂，等等。这些琐 细的工作常常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即礼宾工作远不像各种实质性会谈那么重要，有人索 性把它视为一种“侍候人”的“低人一等”的工作。韩叙很快就觉察到了人们情绪上 的微妙变化，他开始不断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礼宾工作所具有的“很强的政治性”。不过他后 来承认，他自己在当时对这一点也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甚至一度认为从事礼宾工作对个人的 事业发展并没有多少好处。人们在最初产生诸如此类的想法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当大家越 来越深刻地了解了礼宾工作的意义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坚持这种浅薄的看法了。
自从交际处二科成立以来，建章立制的工作有了明显进展。当然，这并非仅仅是二科的工作 ，事实上，整个交际处的人都参与了编写一本叫做《交际工作参考资料》的小册子的工作， 此举被认为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礼宾工作制度的重要努力之一。小册子的内容既包括几年来人 们搜集到的其他国家的礼宾资料，也包括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堪称成功的经验。韩叙在 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这首先是因为他负责起草过一系列基本 的制度条文，另外也因为他在使礼宾工作从其他事务性工作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经长期负责国际俱乐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处的管理工作，在此期间 ，他帮助这两个机构确立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因而推动了新的分工格局的出现。
交际处的工作显然已经渐渐步入了轨道，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人们不再像最初几年 那样常常显得手忙脚乱了。但是当人们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有人则开始依赖经验。周 恩来所具有的过人的洞察力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一次，当一份由交际处 报送的接待方案被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敏锐地发现，这份方案与此前报送的另一 份方案几乎如出一辙。这件事让他感到很生气，他不仅当即否定了方案，而且还在上面严厉 地批示道：“不要作文抄公。”这句话后来被写在了交际处的一块黑板上，目的在于时刻提 醒人们，永远不要试图以一劳永逸的态度对待工作。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
即使是一直从事礼宾工作的人，往往也会为周恩来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感到吃惊，他的所 作所为总在告诉人们，在达到重要的外交目的方面，礼宾工作并不是不能发挥独特作用的手 段。正因为如此，所有重大的礼宾安排都要经过他本人的批准，有些安排甚至还要得到毛泽 东主席的首肯。
周恩来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亲自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某些关键环节的工作，此外他还 常常通过提问的方式检查有关领导干部对工作的熟悉程度。他的提问很有特色，当然也很令 人紧张，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含糊的回答都逃不过他的耳朵，还因为那些问题本身难度相当大 。特别是由于周恩来不赞成人们狭隘地理解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常常会提一些超出人们工作 范围之外的问题。不少级别相当高的干部都曾经因为答不出他的问题而受到过当众批评。
韩叙是少数几个基本上能够经得住周恩来考问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每天记卡片的 习惯，他总是要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把那些需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地写在小卡片上 ，以便随时背诵或查阅。卡片的数量和他记住的东西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很多人都对 他的记忆力感到惊诧不已，但这并不是仅靠记忆力就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靠毅力以及对工 作的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此外，韩叙的记忆力和毅力还使他在识别人的面孔方面表现出了过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 某些场合很管用。比如在举行大型的正式宴会之前，总是由他向周恩来总理介绍排着长队等 候打招呼的各国使团成员的姓名和身份，而他的介绍从来都准确无误。他的这一特点，每次 都会给在场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这也正是韩叙很快就深受使团成员欢迎的原因之一。当然，他所做的不仅仅是 能够准确地认出他们，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善于了解他们的意图，而且他从不会以外交官式的 彬彬有礼去敷衍对方，除非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否则他们是不会失望的。因此， 不论碰到了什么问题，当外交官们需要找人帮个忙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韩叙。
1954年，交际处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早期外交工作中的历史使命，被一个更符合国际外交 惯例的部门——礼宾司取而代之。韩叙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在第二年升任为礼宾司专员 。在外交部的所有专员中，他仍旧是最年轻的一位。
他开始参与更高层次的决策，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由于在最初几 年的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对礼宾业务相当熟悉，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有事时常 常喜欢直接打电话找他。当然，他几乎从未令周恩来失望过，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不仅包括 要能准确领会周恩来的意图，而且还包括在落实这些意图时不走样。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样 一个细节——当周恩来检查某项具体的礼宾安排时，他总爱习惯性地问一句：“韩叙在不在 ？”每当他看到韩叙在场时，他的脸上总会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放心的表情。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就意味着必须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韩叙因此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私人 时间也用在了研究外交政策和礼宾业务上，这样一来，葛绮云和孩子们就更难在家中看到他 了。他开始具有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干部的典型特征，那些特征就像印度大使班纳吉所描 述的那样：“周培养的人首先是个工作狂，其次他办事决不马虎，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 充满献身精神。”韩素音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第268页。
当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领略和学习他的真正高超的外交艺术， 而那正是使周恩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杰出外交家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周恩来运用他 的外交艺术的方式也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发生在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期间的一个小插 曲就是经常被人们提起的例证之一：那是在以周恩来的名义举行的盛大国宴上，宴会开始大 约半个小时后，周恩来临时决定增加几位客人，令人吃惊的不是这种做法本身，而是受到国 务院总理特别邀请的几位客人的身份，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以及包括宋希濂 、郑洞国、杜聿明在内的几位国民党高级战犯。当礼宾司派人赶到他们当时正 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地点接他们前往宴会厅时，他们显然比任何人都要吃惊。周恩来亲自向苏 加诺介绍了这几位客人的身份，他还指着在座的陈毅元帅说：“杜聿明就是他的手下败将哦 ！”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给当时正被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纷争所困扰的苏加诺一个忠告 ，就是如果他想尽快结束纷争的话，他就必须有足够的宽宏精神。苏加诺对周恩来的这个推 心置腹的忠告感激不尽，而这也是周恩来对苏加诺为发展双边关系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的真 诚回报，这些努力包括印尼一直在向中国出口被美国禁运的橡胶以及率先与中国缔结了关于 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条约的签署显然有助于消除部分东 南亚国家对中国有可能利用华侨从事各种颠覆活动的不必要的猜测和担忧。
这件事给当时在场的韩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事实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每个人都 能随口讲出一大串诸如此类的小故事，而它们对一个像韩叙这样有心学习的人来说显然是一 种难得的言传身教。韩叙在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 于他有着在周恩来身边多年耳濡目染的经历。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4）
秋天往往是礼宾司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这不仅是因为中方总是尽可能将重要客 人的来访时间安排在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同时也因为客人们在这个时候来访将有机会观摩在 10月份举行的国庆庆典。当然，中国有时也会专门邀请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这项活动，比 如在1959年的10月份，中国就打算邀请25个国家的党政首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的大型庆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时向如此多国家的党政首脑发出邀请。
为了迎接“十年大庆”的到来，北京建成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位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 侧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些浅色调的恢弘建筑赋予北京这个 古老都城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十大建筑”一同竣工的还有一个由别墅式楼群组成的国宾馆，人们在为它命名时沿用了 一个从金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名称——钓鱼台。15幢独立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一 个大约40万平方米的树木葱茏的院落中，当人们漫步到楼群南面时，还可以看到清 朝乾隆皇帝的一座行宫的遗址。建筑人员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完成了全部精致考 究的工程，而再过两个月，这里就要迎来它的首批客人了。
还在客人们到来一个多月前，礼宾司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搬了进去。同时接待25 个国家的党政首脑，与单独接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应该说，这 是礼宾司自成立以来所承担的最繁重、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国宾接待任务。
韩叙是这次接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上。在大多数情况 下，由他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的指示向大家布置工作，同时再将工作的进展情况 随时向他们报告。
在一般人看来，任何一次国宾接待活动都体现为一个接一个的日程安排，但是要将这些日程 制定出来并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同时接待25个国家的首脑人物 ，其复杂程度更是局外人无从想像的。根据惯例，礼宾司的有关人员首先要编制一个基本接 待方案。在编制这个方案时，人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所有的安排既要充 分体现出中国方面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