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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文选-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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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语言我觉得相对就很直觉,更艺术化一些,它可以掐头去尾,直达最真切的一刹那;至于为什么有这一刹那,这一刹那在何时何地,意义何在,这种罗嗦它可以不管;它可以就写那美丽的瞬间,瞬间就是全部——“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至于红豆什么属性,阴或阳,南国到底是国是区域是阴是阳在什么位置,那都是以外的话,它可以不管。    
    要用德文写朦胧诗,你可要大费脑筋了。    
    这就是前边说的因果观念那,在语言里的表现。你解除了这个人为的观念之后呢,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其实这世界就是这样的,它并不就是什么西风驾驭着古道,古道上有个哆嗦的瘦马,几个马,雄马雌马,有没有人,几个人,男性女性,骑着它还是赶着它;凡此都是人的观念要求出来的,是那个因果想法生造的。    
    西方这语言也是从根起的,根就是他那个“有”的执著呵,他一定要在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方面加上强烈的人的因果观:时空、数量、性别、关系……但是一旦放松到了无我之境呢,这些人世观念中的连接链条它就断了——野花就自然地开放了,西风、古道、瘦马就搁一块儿了,没上没下,没前没后,它这境界呢,也就出来了。    
    再看语言的前因,德语语法脱胎于拉丁文,拉丁文进入德语时已经为古罗马文化整个浸透了,变格、变位、性,全在里边,这就规定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导致的呢?    
    西方的精神呵,它是强烈地显示着“人”的精神,它站在世界的对面、自然的对面,它说:我要这样!——罗马大道吧,它直着就下去了;宫殿、歌特式教堂,直着就起来了;它都在说:我要这样!这是极强烈地体现着人的观念、人的要求,所谓人的意志的。    
    东方精神是什么呢?是:就是这样。它没有“我要!”这种成分。    
    这个“要”是关键。西方这个因果观念呵,和这个“要”是一体的。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与光同往者永驻(5)

    它没有这个“要”的时候,那就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两者无关,但是两者相视。    
    东方文化,就是你说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呢,你跟它有一个并列;是这样吗?    
    而且它们之间有一个无以言传的心境;这个心境幻化万物,万物充满生机。这个生机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鲜的,所以它没有时间;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空间——这是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为清澈、精妙的境界。    
    西方那个东西呢,它非常强烈的愿望,到希腊悲剧的时候呢,命运感强烈到了顶点,对命运的认识也到了顶点。再往下,久而久之,这种认识重复重复直至成了令人厌倦的没有生命感受的概念,什么是命运?反倒茫然了;然后痛苦还要痛苦,愿望还要愿望,这个事情还接着做——痛苦、愿望、痛苦、愿望;最后成了什么呢?我就是痛苦,我就是愿望;到这时候呢,哎,它一下已经接近禅宗了;在接近禅宗的时候呢,又一拐弯,发现这些都没有了,就变成了什么所谓的“后现代”的什么。    
    西方艺术不断地在转换形式,说明每种形式都带有强烈的时空的限制?    
    没有了个体和无限的区别,它就不会有个体的不断寻求和形式变换;有了个体和无限的区别以后,个体形式就变得老要变换,就不断陷在寻找这种变换方式的挣扎里。    
    从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西方人的精神就死了。你说呢?    
    这就跟我说的那个壁虎的尾巴掉下来的时候一样,它离开了生命,离开了上帝,这时候它就说我是上帝!我是上帝!我是生命!它就跳个不停地说;但是这不会持久的。它企图扮演神的角色,那注定只是个妄想。    
    很多人现在想更新中国的语言,认为中国的语言已经死亡,没有表现力了,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语言方式,一种是文言,一种是口语。我相信从一开始刻甲骨文的时候起就存在这个现象了。书写代价高必须用精炼的语言,久而久之,这种语言也就变成了所谓有知识的人的,巫师的一种习惯。我相信甲骨文的时候,人一定不是照甲骨文那样说话的。当然这两种语言方式在不断地发生重合和相互的影响。在我感觉呢,口语是永远不会死的,只要这个民族的人还有自己的心性,这语言也就一定会有它的活力。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看书的时候,那些字感动了你,你觉得它真真切,于是你照着它再说一遍,这时候就一点儿不真切了;就像唐诗,你照着它如此再写一遍的时候,就没有了真切感。道理在哪儿呢?在于艺术它那个奥妙就在呵——精神只在你创造的那一刹那,给这语言以生命。而你不在那个时候,无论你照抄还是编造什么样的形式,语言都不会获得生命。     
    我还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不再学习语言的时候,我自己的语言就出现了。像那个诗说:“水没有了/快要走了”,就是我自己真切的语言;它是在一个特殊的、真实的呼吸状态下产生的,是在我忘了语言规范,甚至忘了语言的时候产生的。推敲起来,它缺主语,缺逻辑因果,但是却能感觉到有一种微妙的神秘联系在里边——谁,快要走了?是不是水没有了就快要走了?为什么水没有了就快要走了?走到哪去?水是哪里的水,什么水?……使你禁不住颠三倒四地想这堆问题;但是写的当时,你不会想它。    
    这样的语言与呼吸同在,它是不会消失的。    
    你好像说过:诗人不是语言规范的遵守者,他是语言规范的创造者;我可不可以再加一句:他并不创造规范?    
    对!不过这已不是对诗人说的,而是对后人说的了。后人也许会将诗人的语言方式列作规范,而他自己决不会有这个想法。    
    这中文容得下,德文不行。开口先说冠词,名词大写;中文里没这些事。    
    名词又是动词,这在中文里太常见了;像“道可道非常道”——“道”你可以都看成动词:说可以说的那不是真正的说;也可以都基本作名词看:道如果可以作为道那不是本质的道;当然我们都差不多同意一般的原意是什么样的: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根本的道是吧?同个字一会儿名词一会儿动词,加上这“非常”二字也可多解,这六字的话就特别有了扑朔迷离的魅力。这六字应说意涵既是清楚鲜明的,又是变幻莫测的;它在无限广阔、无限变幻的背景下,闪烁着独有的清楚。    
    我自己的例子,像“过了三点灯不亮/他们只吃一点”,这个“一点”可以是时间词,一点钟,也可以是量词;需要这个周旋空间,因为那是你真实的感受。    
    我还写过“她们的花呵,谢了又谢”,德文译者问我这个“谢了又谢”是什么意思?我说至少两个意思吧:一个是“凋谢了又凋谢了”,另个是“感谢了又感谢”。那个翻译挺聪明的,他在译文中说:感谢了又凋谢了。    
    还有个“数”的问题。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中文在名词的数上没有明显的表现?    
    中国文化的哲学本质是无限的“无”,它没那个执著、强求,它就是你爱懂不懂,因此它当然不会以为一个两个多个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不一样了,它是直接从本质出发的。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与光同往者永驻(6)

    所以中国的传达,它特别讲究意会,有说心领神会,它不说“清楚”;因为有那个“无限”,你规定死了那从本质讲很可能就南辕北辙了。反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知则知,不知那就只有不知了;而这一知呢,还就是全知,是知到了本质。    
    你看这中国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字面上一看,你完全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个意思,只要你有那个等同的境界。境界不同,这解竟也就不同。孔子的意思应该是现世的,说个实实在在的学习态度。但是为什么能传达出另重意境呢?是中国文化的先知,还是孔子的有意?    
    咱们说了功用语言,这中国语言显然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看重功用;你看中文原本就没什么复数形式,没有“们”这个字呵。所以但凡你要以它为功用的时候,是比较费劲的。这是中文的大气所在,它有超越人世的先天品质。    
    葡萄、美酒、夜光杯,它不说是葡萄加酒装在夜光杯里呢,还是葡萄酿成酒加进去。老头晒太阳,谁晒谁?    
    是呵,中国是把这一切交给你,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它不会多此一举地去清理彼此间的关系。    
    西方语言的规定性使他一旦思想就要想到底,你看马克思对着一个问题,一写一大厚本。    
    于是就诞生一个体系,要不西方怎么那么多的体系呢。    
    中国就没有“想到底”这回事,因为它始终就在这个“底”上。你看自然,那是个文化现象——你看自然界说“真美呵”,这是个文化观念的现象;你看自然界富饶或贫困那是功利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要是同自然在一起,从自然那边看这个人世、看这个语言呢,那就是同树叶的凋落又新生差不多,这个文化生长起来,那个文化衰落下去,在长的那一霎那,它有一种新鲜的气息,一个奇幻的生机,这是一个奥妙,能拨动人心,能使人爱它;一个孩子,一个花朵,都有这样的时刻。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它就是从自然这边看的,就是把人也看作了自然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同一切现象一样,有生,有死,有长,有衰,有完美,有残缺。    
    西方是一定要把自然拿到人这边来,所以他把自然当风景看,当人的环境看,于是就有了眼光和视点的问题,就有了越摞越高的派别、体系,但是他这就是,无论怎么论也是不能论全面的。中国从那边看,看到的就是全部。    
    (录音磁带完,换带空去部分)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你说这船里有没有人?这就穿凿了。无我之境是完全的忘我之境——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听者已经不能理解成一般概念中的人了,它是作为空山在听人语,或者也非空山也非人,它这里感觉到的是“空山”和“人”的一个微妙又美丽的对应和融合。中国人的境界就在这了,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呢,从根本上感受,是“物我两忘”。    
    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都是这样的分而合的景象,分是一时的,为了一个情趣,合是本质的,于是有永久的平和。这时谁要是去追问,真有谁走到水尽处,坐在那看吗?那恐怕只会是个西方人。    
    咱们说了好些抽象的,说点具体的。××说,他写诗面对这张纸的时候,这张纸就逼迫他一定得往上写点儿什么,所以呢他在写中挣扎,他说这时每个词都不真实,都像是一个面具、一个谎言。他这种视角你同意不同意?    
    艾地说过这种话,他承认这个空白和面对这个空白的痛苦,但他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玩味这个巨大的空白。    
    作为我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我没有必要非写诗不可。我要是面对白纸无话可说,那我为什么要面对它?我要问,我是不是一个面具?是不是我戴着面具,所以我写出来的字才成了面具?    
    其实我觉得这个艺术哇,对人是非常公正的,就是说你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像镜子一样和你互照,你不可能照出不是你的东西。这是我写诗的一个体会。    
    当我要做一个诗人而且人家等着我发稿时,那么我也会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一定要从这个文字里求得一个什么东西,那么我便会陷进这样一个矛盾状态。可是我忽然不再想这件事了,我这人兴趣比较广泛,那我就干点儿别的去了。    
    还有个问题,中国的语言、诗歌呢,给西方一些外行的评论家一评,就是少变化;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下围棋,这规则从来没变过,但是有人就出了境界,有人就没有;这武术、书法呢,一直在变,但是基本原理没有大变,也是有人成了高手,有人没成;问题在哪呢?在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形式——你喜欢,那么哪怕人家用了一千遍,它于你依旧是新鲜的;因为你爱它,因为你有兴致,因为你有一个灵机在中间。    
    你为什么喜欢它,这中间必有一个奥妙;你喜欢着喜欢着,那个奥妙就出来了;这个奥妙一出来,整个境界就改变了。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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