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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的其实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嵇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再仅仅是某个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栗子：你在自然中间生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筑一个小城（2）
顾城：我刚到那个小岛的头两年，可以说陷入到一种生活的挣扎中间。自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以度假者的眼光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话，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在我的体验里自然就是一些嘴巴，不是你吃我，就是你吃他，中间几乎没有别的道路。比如，在我那，老鼠一夜之间可以搬走许多我的粮食，老鼠带来的跳蚤差不多每分钟都可以叮我一口；当我到果树上摘果子的时候，大团的蚊子在那里等着我，这种情况下我差不多红得比果子还快。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起码要用五个小时准备木柴。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无暇顾及别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到了自然中就自由了。同时，自由的涵义也不仅仅是选择自由，自由的选择还包括放弃自由，包括对苦难和死亡的选择，包括不选择。
我在山中打石筑地，直到钢钎冒出火花，天就黑了。
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开始了一种新鲜的对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恍惚，我又回到了童年最初的时刻。我知道这是重要的——这，是我的。
栗子：在你选择的时候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可以比在那里的生活舒适些，为什么你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顾城：舒适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东西，鱼在水里舒适，鸟则在天上；那个岛对于我合适，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感觉，也没有人说太多的话，更主要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供选择，不选择多好。
我们到岛上的那天晚上，在黑暗里点了一根蜡烛，外头下着雨，屋子里湿气渗进来，我们坐在蜡烛下。我心里想，从十二岁起，我准备了二十年，这回我可得逞了。我的妻子没说话，她一定恨死了。
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城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城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
我没有后悔，但是我失望过。在我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时候，我知道我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我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安宁了。一切都是必须的。
没有落花流水，哪有天上人间。
栗子：你想不想家，有没有失落感。是否想过要回中国去？
顾城：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是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是一种心境。在新西兰我有这种感觉，离开了新西兰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念我过去的地方，遥远的家。我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北京，回到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醒来，则在一个破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想念很重要。只要你有这种想念就可以安心——四海为家，又可以在家中走遍天下。
我最近在写一组诗叫“城”。“城”是我的名字也是北京。我想回家，但是我也知道，我所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像所有历史的落叶一样，它们生长过又飘落了，新的叶子正在出现。因此，即使我回到北京，也依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我童年的梦。当然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有父母家人，我很想回去。
栗子：出国以后你写得多吗？
顾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也在断断续续地丢掉；一是我没有时间，二是我没有地方放它们。我以为写的过程是重要的。保留，则只能是尽力而为了。小时候我在农村，一边烧猪食，一边写，写完有的就投进火里烧了，那时候不知道会发表，想不到除了火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读者。在新西兰的情况有点相似，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找到的和留了下来的。今年工作结束回岛上的时候，也许我可以完成五本书，有理论、散文、诗和画集。
1992年11月
德国
（栗子采访整理）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无目的的“我”（1）
无目的的“我”
——张穗子访谈
张穗子：什么原因使你开始写诗？
顾城：我在自然中间听到一种秘密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的生命里变成了诗。
张穗子：你听到的是哪一种秘密的声音？
顾城：这是天地间万物变化、生长的声音，也是我生命变化、生长的声音。因为它们是同一种声音，所以我能听到。
张穗子：你最初受到哪些书的影响？
顾城：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给了我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影响。我10岁读了他写的《昆虫的故事》，这使我受用终身。
张穗子：法布尔给了你什么影响？
顾城：在法布尔描绘的昆虫世界里显示了人的命运。这使我理解到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它们的生活，从而也使我想到了自己。
张穗子：你是中国作家中谈“我”谈得较多的一个。最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断谈“我”？
顾城：一种青春的冲动、一种内心的矛盾和一种要求统一这种矛盾的本能促使我寻找“我”。
张穗子：你寻找到什么样的“我”？你的“我”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顾城：我找到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我”：
最初是自然的“我”。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在内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本身有一种孩子气，也有梦，希望和恐惧。《生命幻想曲》是这个时期（1969—1974）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比较自然、抒情，是我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
接着是“文化的我”。这个“我”与当时能和我在精神上相通的“我们”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我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营养。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这个时期（1977—1982）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有很强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我开始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世界。我注重对人说话。
然后是“反文化的我”。这个“我”就像小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走出了贾府的“我们”，又与癞头和尚和疯跛道士，即又与一个数量变小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布林》是这个时期（1982—1986）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破坏的心理，并使用荒诞的语言。
此后我发现寻找“我”、对抗世界都是在一个怪圈里旋转。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颂歌世界》和《水银》是这个时期（从1986至今）的代表作。前者有一种宗教感，后者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个人化生活。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无我”？
顾城：自然从来没有创造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我就是我。我寻找“我”，全部的错误就在于寻找。当我思考“我”的时候，我已不存在。目的使我陷入到一个矛盾中间。对于我来说，“无我”就是我不再寻找“我”，我做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抱有目的。一切目的和结果让命运去安排，让各种机缘去安排。当我从目的中解脱出来之后，大地就是我的道路。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可以称为“无目的”，什么可以称为“有目的”？
顾城：例如，中国魏晋时代有一个诗人叫刘伶，有一次他喝醉了光着身子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位客人惊讶地问：“你怎么不穿衣服？这是违反做人的礼节的。”刘伶说：“天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服。对不起，你怎么走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刘伶的所作所为是没有目的性的。他不穿衣服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他自性的表现。他的回答也是他临时胡想胡说出来的。但这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在和想象力。
又如，在西方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里，当别人问：“皇帝为什么没穿衣服？”皇帝就无话可答。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这个目的使他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张穗子：为什么你的“我”总是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顾城：通过这么多年的体验，我可以感觉到：我就像一滴水从云里落下来，我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在离开云的一刹那，我完全忘记了我的来源和我要到哪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水滴。每滴水都是一个个体。当我和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映照时，记忆忽然在我的生命中醒来。在我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似曾相识、一种熟悉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我。我能想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都来自这云，而云来自海洋，海洋来自河流，河流来自雨滴。我们已经千百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变化过了。我和宇宙本为一体。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情的原理，也是一个诗歌的原理。
张穗子：你的这种看法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
顾城：佛教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佛教了，一切都是你自己。
张穗子：那么你的“无我”是否与“我们”不再有关系了？
顾城：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这一切都是我，又都不是我。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无目的的“我”（2）
张穗子：1987年你来明斯特参加国际诗歌节。当时，你只在个人的卧室里戴这顶自己做的独特的帽子，在公开场合中，你从不戴它。为什么你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戴着这样的帽子？
顾城：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好像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是神，什么是鬼，什么是人，什么是昆虫？为什么你说，你既是神，又是鬼，既是人，又是昆虫？这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体验？
顾城：这是一种体验。
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光，是一种洁净的感觉，是一种洁净的心境。
鬼对于我来说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化身、一个旅行。
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名称，也是一个概念。
昆虫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没有妄想的生命。它不会变得很大。
世界说我是人就是说我具备了人的形体。但这个形体并不是全部的我。我还能感觉到其他的生活。如果只遵循一种方式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光做人也非常单调，不合我的心性。
张穗子：你是作为人，还是作为鬼来写《鬼进城》这组诗的？
顾城：人可以在与鬼不保持距离的状态下来写鬼诗。这就是说，完全进入鬼的状态，排除了人的生气，作为鬼来写诗。这种写诗的状态使人接近死亡。人也可以在与鬼保持距离的状态下来写鬼诗。这就是说，像是看电视一样，看一个鬼的故事。作为人来写诗，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作为鬼，创作了《后海》、《紫竹院》等诗。我作为人创作了《鬼进城》这组诗。
张穗子：你曾认为你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对于你来说堂·吉诃德式的意念是什么？
顾城：我曾经有过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就是想入非非，生活在自己预想的故事里面。现在我依旧想入非非，但是我的故事已没有任何目录可寻。
张穗子：你说，你曾经对自身、对死亡、对两性、对社会、对做人、对虚无产生过恐惧，而现在再没有这些恐惧了。为什么？
顾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有大的恐惧，因为有一个观念上的“我”。当我进入“无我”之境的时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