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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希腊雕塑，最早他们对世界也有这样一个表情——希望，接着他们好像知道了一点儿，他们开始笑；但是很快耶稣出现了——痛苦；很快现代主义出现了——绝望。
这好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顺序，西方一步一步地由惊讶到痛苦到绝望，中国这个过程在哪里，它非常短，它由惊讶很快就不惊讶了。我们可以看见佛像的眼睛，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惊讶。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清楚，在两千多年前，甚至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了，宇宙是荒凉的，天地有一个规律，天道无情，人不过是它中间的极其细微的一小部分，甚至作为整个无限的存在来讲，天地时间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部分，没有任何价值可言。那么在这个人来到的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不由自主存在的瞬间，他们做些什么呢？古老寂静的中国人有的什么都不做，无为；有的什么都可以做，无不为；有的他们在幻想另一些事情。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恢复生命”（3）
相对整个在痛苦和希望中一直行走的西方来说，东方是寂静的，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他们的哲学就是——没有彼岸，没有另外的事物，没有可能性，没有希望，人应该顺从天命，顺从这一切，知道了就应该顺从。孔子他知道了天命，他就不超过这个范围。他的哲学从来不超过人间这个范围，鬼神他是不说的。他只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人和人的秩序。而中国的法家则认为，靠道理是没有用处的，必须靠刀，用厉害来对付更厉害，这样才能维持这个秩序。前不久，可以说前天，我还看了《三国演义》，和小时候看，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儿，这个把那个打败了，这个给那个杀败了，很好玩儿；但是这时候我看的，是不断地杀，一杀几百人，都杀光了。天道无情。
就是这样漫长而不含任何希望的历史，产生了非常平静伟大的艺术，产生了非常和谐的形式。他们抓住形式，因为形式是唯一的事物。中国的书法，正楷，中国宋代的画非常细微，你可以看见那上边的人像树叶一样大小，跟希腊的雕塑、跟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完全不一样，人非常小，我们这些树叶一样的人，长出又落下了，又长出来，又落下。但是在这一切寂静的传统后边，有一个人们没有察觉的事物，一直在进行着，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一切文化、一切书、一切形式，忽然都毁灭了，为什么？
在这个无情的宇宙中间，中国有这样一个断断续续的传统，它是从一个很大的宇宙的角度来看待人世的，叫“以道观”，就是不以人，不是以个人也不是以人类——以道，以宇宙，来看待人间—物无贵贱，就是任何事物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高，也没有低，没有上，也没有下，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文化意义。那么如果无为，一部分人无为，一部分人去维护这个形式，那么这个形式还能存在；但是如果突然无不为，所有人都想明白了，这个形式就是一个形式，那么这个社会、文化就会忽然破坏。如果每个人都忘记了国家和自己，那么，所有书就不会比一个砖头更有意义。这是只有在东方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顺从天命者忽然要超出天命，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要战天斗地，要“欲与天公试比高”。这里边有一个秘密，因为从老子说来，天是一切，天地的规律、变异、变化是不可违抗的，如果你在天地中间；但是天地也有一个来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为天下母”，这个东西是天下的母亲；他还说，如果你知道了天的来源，你知道了世界变化的过程，你就永远不会毁灭。所以这场人间混乱和毁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的不甘毁灭和宇宙根本存在，两个事物试图达成联系的这样一个努力。
我看到了这个历史，我也知道了可笑的我。中国文化本来就不是给你希望的，它有的只是一个像流水一样美丽的过程，它不流向希望也不流向失望，它非常老，非常成熟，非常的可尊敬，但是对要希望要艺术的人来说是不可爱的。它完全已经知道了，而不是一个孩子，一个赤子之心——希望，使他创造艺术。中国的画没有颜色，只有小孩子才喜欢颜色；老子说：五色使人盲——他们蔑视这个世界的这些幻想。
可是我生长的时候，这个传统被切断了，这个传统和一切外国的影响，都在一个白热的爆炸中间消失了；那么，我就是一个现代的原始人，就好像庄子说的浑沌。浑沌北边有个帝叫，南边有个帝叫忽，他们到中间来看浑沌，浑沌没有鼻子，没有眼睛，但对他们非常好，这个南边的帝和北边的帝就要报答浑沌，就给他开鼻子、眼睛，凿七窍，要让他看看世界—日凿一窍，庄子说：七日，浑沌死。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死了。在西方《圣经》里边也有这样的故事：亚当和夏娃摘取了树上的苹果，吃了，知道了善恶，知道了好和坏，开始思想，这时候，就离开了天国。这个过程，是一个文化人的诞生，也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的过程。但是这过程中间有一段最微妙的最美妙的时刻，正是这个时刻产生了艺术。
我知道我是在一片蚌壳中间长大的，我看见的银亮的天空只是一片蚌页的一个面，但是这种美丽，它留在了我的心里。我在文化中间走来走去，在书中间，也在人中间走来走去——为了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妻子，为了将来的孩子，我希望人间变得公正。我只是希望着，我用我的诗表达我的愿望。慢慢地，我也在想另外的事，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它也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锯木头，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但什么是自己？在我真正写诗的时候，我觉得，鸟是我，春天是我，河水是我，花香是我，大气在瞬间的流变是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时刻之后，我开始怀疑，开始想，我为什么总在惶惑？我找到了一个事情，我找到了爱情，但是我觉得它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我找到了诗，我也不知道；我忘了一件事情，我开始想我的梦。梦里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不感到奇怪，因为梦里有一个理由；每天醒来，我想这些梦，我能够想起在梦里做些什么，我说话，坐在椅子上，看见了谁，但是我想不起我到那个地方来的理由；但是在梦里这个理由是不用想的，在那里我变成了鸟，变成了摄像机，变成了灯光，都不奇怪，有一个理由，在梦里不用想，而醒时又是想不起来的。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恢复生命”（4）
终于，有一个春天到来，我想得很累很累，我就坐在一个伐倒的树的树墩上，很新鲜的树，我就摸着这个树墩，它中间有一种清凉的光明，渗透到我的心里，我觉得呼吸中间有一种香气这时候我觉得我想起了这件事情无法述说我只觉得我在人间的过程这样短，做一个男孩儿，变成一个男子，不是我的选择，做一个人也不是我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花瓣，来自一个池塘，一片香气，一阵风把它吹到岸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学习说话，开始想，开始走，但是他忘记了这个光明。只有我忽然想起这个光明的时候，我才存在。我知道这个人间的过程是短暂的，而在那个更伟大的、遥远的事物中间，我已经行走了千年之久。我写诗说：在一片柔顺的梦想之上／光是一片溪水／它已小心地行走了千年之久——不管你想没想起来，它都一直存在。
我从那个树桩上站起来，看大地上的飞鸟和花朵，这时候我知道了它们芳香的秘密，当我们摘来花朵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花的香气，但是我们摘了花朵香气就飞走了。有一种光明在人间流变，在任何年龄，你可以看见女孩子、男孩子，他们背着身走路，在花园里，也像花朵一样漂亮，就是这一刹那，你能够想起你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你曾是一滴雨水降落大地，它和每滴雨水汇合，临近的时候，它们微微变长，就在这汇合的那一刹那，它想起它们分开的那个时刻。对于我们人间来说，美、光明、上帝，永远永远是一个瞬间，生命也是一个瞬间，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轮转中间，我们无法抗拒它，白天、黑夜、生命、死亡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对于太阳来说，没有黑夜也没有死亡。
我从树桩上站起来，懂得了诗的真正意义，我热爱我的工作，它不是为了在文学史上或者在书上留下什么评价，它为的只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使已经消散了的万物，使像枯叶一样飘落的自己，恢复生命。
我今天到这里来，我觉得我也感觉到了这种新鲜的美丽。我感谢大家。我的话完了。谢谢。
问：你在你的后记②里面写的就是说你受那个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影响和美国诗人惠特曼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在哪里反映出来？
答：我觉得一个人喜欢一个事物，有时候不一定去模仿。我觉得我对惠特曼和洛尔迦的喜欢究其根本，恐怕有两点：
一个是洛尔迦，显现在他诗中间的这种生命的新鲜的感觉，和绝对式的要求。他到美国去，美国他一看，非常可怕，一些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好像从海中破船上刚刚爬上来。他怀念他的安达路西亚，他的家乡，虽然那儿有些骷髅在转，有些风旗破落的村庄，他很难过；但是对于他来说，有一个绝对的真实——那里是他的家乡。一个人心里有一个自己的家乡，这个家乡才会是每个人的家乡；只有他创造了这个人人都需要的家乡。
还有一个就是惠特曼。他和洛尔迦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觉得他倒很像中国的庄子，他的思想是齐物的，就是说一切事物大小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在事物中间，有一个奇迹，这才是重要的。《草叶集》中间，他写草的叶子，实际上，他的草叶就是上帝，就是说在一切，哪怕像草叶这样大小的事物中间，都隐藏着生命的和所有伟大事物的秘密。所以在他的诗里，你可以看见他像阳光一样爱着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的诗有一句翻译成中文非常打动我，他说他看着一个老妇人，坐在廊子那儿，她穿着葛麻的衣服，她的孙子在种麻，孙女在纺这个麻的衣服，然后他说这个老妇人的脸像晴空一样，说：“这是大地柔美的性格，这是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境界，这是人类的真正母亲。”我觉得他指的哲学也包括文化和诗歌本身。这是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境界，这是我们真正的来源和归宿。
我觉得，不管他们两个有多不同，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生命的真实。我也是这样。
1987年12月
讲于香港中文大学
（编者据录音整理）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等待这个声音……”（1）
——1992年6月5日在伦敦大学“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
赵毅衡先生给我了一个手表，可是我还是弄不清楚应该讲多久，我尽量把握一下吧；因为手表上没有我认识的中国字或阿拉伯数码。
刚才呢，我悄悄跑出去一趟，除了解决自个儿一点儿问题以外呢，我还是有一点儿紧张；就像做梦一样，忽然到了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要说什么。我一直跑到大门口儿，上了楼梯，推开门，这时非常值得庆幸，在伦敦的天上还有一只鸟儿。于是我想起上回的一件事儿，在香港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站那儿，有很多燕子飞来飞去，它们在空中飞，高兴叫就叫了，什么也不准备，没有发言稿，也没有要读的诗。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为什么要写诗的这个故事。
最早，我听见大人说话的声音就像风吹树叶一样，很好听；他们很高，一直有说不完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话可说。我绕着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声音不错。
后来我开始学说话，一直到三岁，人家都说我说的话不对，就是谁也听不懂。
我没有办法，我说得很少；上学，作业也很坏。
我老经常爬一个墙，不是北岛说的那个北京火车站的墙，一爬过去可以走遍全国，或者跑出国境，走遍世界；不是这样儿的墙。我爬的是一个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