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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办法，我说得很少；上学，作业也很坏。
我老经常爬一个墙，不是北岛说的那个北京火车站的墙，一爬过去可以走遍全国，或者跑出国境，走遍世界；不是这样儿的墙。我爬的是一个动物园的墙，一爬进去呢，自然有很多动物；但是我要去拜见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动物，不是老虎和狮子，而是我喜欢的那些小虫子。
我最早读了一本书，这本书上有一句话，它说：“它来到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它讲的是很小的虫子，慢慢地爬，生命里边有一个东西让它们不断爬下去，有的达到了目的，长大了，变成一个小飞蛾，飞走了，有的死在路上……我就如同其中的一个小虫子，我翻过一个一个墙……我离开了北京，在北京城墙拆掉的时候到了山东的一个地方。
我一个人在荒滩上走，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我就这样走下去；但是天边渐渐地出现了一条儿裂缝，有一群鸟儿向我飞来，它们真的飞来了，忽然就落在了我周围，快乐地对我叫；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特别地想说话。
鸟儿飞走的时候，我感到土地就像纸一样被掀动了一下。这时候我耳朵聋了，我就听见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非常奇妙——所有的草，整个的空气，天和地都在轻柔地说话，用一种手势，传递一个秘密⋯；⋯；后来我就开始写：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我把希望溶进花香／／黑夜像深谷，白昼像峰巅，……那是在一九七零年的时候。
后来，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走回了城市。我发现城市里的人都在说话，说的话跟那些鸟和猪都不一样。他们有条有理地说。这对于我真正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一直到前不久，我还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子去办去美国的签证，那个官员问，你的皮肤是黄色的？是红色的？是黑色的？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我妻子说，好像跟木头的差不多。她问我应该填什么颜色，我说：你可以写“美丽的”。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我没办法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很幸运，我到“今天”去，他们在讲外国现代主义。那个时候对我这还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也在写诗，也在想这些问题，而且那么高妙。我记得有一天讲玛格丽特·杜拉，我说：“玛格丽特·杜拉！”一听这个声音就把我吓坏了，从来没听说过。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名字，我到现在也没有记住。后来那个人说，这个人就是亨利·米肖之前的那个人。我说，可是亨利·米肖我也不知道哇！
所以真正我开始学习这个文化，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很绝望。我觉得在我学会说话的时候，我说的不是自己的话，可是我在说自己的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在写诗的时候，在我生活的时候，永远有这个问题。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不说话。我有一阵儿就不说话，光听。但是慢慢我也学会了说一种话，我对人家说：“你好！”然后就像今天这样，开始往下说这么长长的一段话。
但是在说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东西不对——我为什么要说它？
有一个时候我就很苦恼，在中国，我就生起病来。在生病的那回，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鸟儿离开我的时候——我的耳朵聋了，春天到来了，我听不见声音了；我看见好多小孩儿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讲算术问题；他们头发是黑的，玫瑰是红的，非常漂亮！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新鲜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一个声音。
我坐在一棵伐倒的树上，摸着那个新鲜的树桩，有一种白色的光明，一个声音，在我心中醒来，好像穿过一个白色的池塘，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候我看见了我的生活，非常可怜，作为一个男孩儿到男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了活下去，为了恐惧死亡，我做了这么可怜的事情——我要学习一种语言。
我看着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说：“我再也不写诗了！”那是在一九八四年，我刚回到北京。
我说：“我再也不写诗了；除非我不得不写。”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安静了下来。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等待这个声音……”（2）
安静了很久。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到来了，非常奇怪的一个声音，就是你们昨天听到的“滴的里滴”这个声音。这是一个危险的声音，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但是它在我身体里不断地响，它说“滴—底—的—” ；然后那所有的树都到天上去跳舞，大地上充满了一种白色的光明，所有的蝙蝠都好像飞出来了，黑夜变成了窗子，被打碎；我真正觉得我已经疯了；那个时候，真正是树在天上跳舞，到处都在说话—诗人在说“诗人诗人诗人”，世界在说“世界世界世界”，中国在说“中国中国中国”，英国在说“英国英国英国”……我听了那么多话，但是我都快疯了，我最后听见它说：“盘子在说：‘盘子盘子盘子……’”我忽然觉得这个声音变小了；这时候，我发现我已经睡着了。
在我醒来的那一刹那我听见一个声音，它对我说：“整个下午都是风季，”—整个儿这个下午都是刮风的季节——“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一滴。”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声音——“滴的里滴，滴——里滴里滴——”这个声音变成了一滴水，变成了一个字，我才获得了一个安宁。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做一个好玩儿的事儿，就是我不写诗，不使用文字，也不说我自己。但是我给这些字以自由，它们就像那些我热爱的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它们发出声音，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它们还没有经历过漫长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多被加赋的意义，它们发出的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像刚刚长出的叶子，或是鸟儿快乐时候的叫声。
这个声音会到我的生命里来，因为我也是从自然中来的；它们来的时候，慢慢地这些声音又变成为字。一个声音可以变成很多中国字，我们知道有同音字；也能变成很多故事，变成很多图像；我发现这些图像和故事，它们说的恰恰是我。
比如说这样一首诗，这首诗叫《电传》——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野猪躲过／带钉的木棍／一口吃／柞树叶子／红猪／绿身／蓝尾／——就是咔叭一声，变了；然后说：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不断有这种声音到一个画面里去，这个画面就被破坏了，然后产生出一个新的活泼的生命。
这使我也想起了中国小说里边孙悟空的故事，他在世界上跳来跳去，大闹天宫；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也使这个世界充满生机。
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这个：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变成我们的生活，它还会离去，它不会留下来。但是它毕竟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的生命相和谐的东西，使我们想起了遥远又遥远的一种生活，作为鸟儿、作为鱼、作为花儿、作为树，这种不断不断变幻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惧怕死亡，死亡使生命变得安静，使生命获得一个休息，而我们现在，作为我，我是怀有恐惧的。我还在写诗，也还在岛上种地，也还在这里说话，我觉得等待这个声音就是我活下去的一个道理。我的话完了。（赵毅衡：“非常守时。……”）
（听众提问：刚才听了三位讲，前面两位北岛和多多是一类的，顾城是另外一类的，完全不同。加上舒婷，为什么他们完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体验，会统统地被列入朦胧诗派？）
我小时候，确实不仅喜欢过昆虫，还喜欢过昆虫分类学。昆虫有六条腿，就都算一类了。那么对于一种想法来说呢，不是这种想法的诗似乎就是一类了；这是一种分类方式。其实我觉得呢，无论怎么分呢，把人分成男人或者女人，分成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分成诗人或者非诗人，我觉得都是一个让一般人心安理得，就是认为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好像你一掌握了这个概念，就知道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像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昆虫是一类的，有的时候跟人是一类的，不是固定的吧。孙悟空吧，我们知道有七十二变嘛，是吧，我也是属猴的，所以这①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很难说。那个不是有个“存在主义”吗？我觉得存在主义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这点：你是什么，这个事儿很难说。但是呢，是不是当人呢，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听众提问，问及诗人的真实自我。）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自从（此二字录音难以辨听） 以后哇，我发现我这人儿就死了，成了一个幽灵，每回做梦呢，都回北京，然后呢，站在街上，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也不太着急，因为已经死了；所以到后来就真的这个走来走去的时候呢，也就有这个感觉：你从一个地方往外看，就是看看而已。所以，嗯，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看死了以后的生活，也可以回想死了以前的生活；而死亡本身呢，是一个好像空虚似的，一个被回避的没有的东西。
（听众提问，问到如果有人要研究你和你的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嗯，我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就是我像一个标本一样被扎了一个针，从这儿扎到这儿就钉在桌子上，这时候我还活着，我想逃走。我觉得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梦。那么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呢，我也许应该老实点儿哈，不动手也不动脚哈，按照说明书这样——顾城儿哈，诗人哈，这样生活。但是，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小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在诗里边，我说我要用我的脚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但同时：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②
（接他人一段关于诗分类的发言后）
我说几句，我读诗呢也有一个分类方法，我看见好的呢，往往不去记作者的名字，我就认为是我写的；所以有时候看唐诗也很得意，道理就在这儿。就是只有我写的和不是我写的这两种。所以我觉得呢，我是这整个儿的诗歌生命的或者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分类方法就是这样儿的。
1992年6月5日伦敦
（编者据录音整理）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别有天地非人间”（1）
——1992年7月9日发言于德学生座谈会（节选）
（节选一）
我读马列读着就相信我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劳动者①。我就去街道服务所当了五年木匠。当时说那里是城市社会的最基层，所以我想改造应该从那里开始，改造社会也磨练我自己。
那里的确是社会最下层了，劳改释放犯和残疾人，哪里都安排不进的，就送到那里去。所以我进去时候，人家看我好端端的，就甚感纳罕；问我你有什么病呵？我不明白，说没什么病呵！只见瞅着我的眼神儿一个个更加怪异起来，跟着就是笑。我们单位有五个傻子，他们就把我算成了第六个傻子，这样才算有了个解释。
有个傻子人叫“狗鼻子”跟我挺好，他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叫他“狗鼻子”他就知道是叫他。我闷头儿干活儿的时候，他就去偷我的饭；我有饭盒，每天带着饭。他这往里傻不往外傻，你要是叫他帮你搭个手儿，他就不应你了。
还有个傻子，其实他不傻，只是他不说话，叫“白李子”。他有好几个姐姐，都不管他；他父母都死了。原来住我们单位里，后来也不让他住了。他不说话，有一天就冻死在外边儿一个水泥管里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过夜的，冬天来了，有一夜他就冻死了。
我上班路上，还有过一个瘫痪的老头儿，躺在街边儿。我那时还跟家里说想让他到我们家住，也没成。我们那儿属军队，根本不成。我也心硬了，慢慢改变人类现状吧。
那会儿我们单位没人真干活儿。老弱病残不能干，能干的多半儿是劳教过的，没什么人敢管。那会儿又不发奖金，我学徒一个月十六块钱，干多了还得多吃，钱和粮票自己还得多掏，所以都不干活儿。我们单位有上级，像区工会呵，区妇联呵，派出所，居委会，好像都可以派我们活儿；拉灰呀，搬运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