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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阴沟那回印象很深，我呢最怕这个脏了，可是越怕就越得往里跳，我一憋气脱了光膀子就跳下去了。这第六个傻子“六傻”，那会儿已经叫开了。他们看我，就跟看傻子一样。那些过路的，我可熟悉那种眼光，你们谁都熟悉，像现在那乡下的到城里来找活路的呀，还有真就是脏兮兮的傻子呀，你给个什么眼光？我们那个“白李子”就让这种眼光给看着就冻死了。这种眼光就是看贱了你，你不贱，他就白活了；看你越贱，他心里才越好受些，等级嘛，做人上人，这也是传统。
那回挖阴沟，好多烂木头树枝什么破烂都给捞上来了，有截树根长在里头，从管子那儿顶进去，管子裂了，天长日久把垃圾都堵那儿了，树已经死了，领导硬让把整个树根给挖了，我挖着挖着就火了，让那个领导下来。后来我把那截根给锯了。换了两大截管子。就没人肯下来跟我一起干的。浑身那个臭，我现在都不能想；要不是用干革命顶着⋯；⋯；；然后我给我爸还写了一封信，专门说那些过路的人的眼光，还说要破传统观念什么的。他那会儿被邀请在哪个军区什么创作组“集体创作”呢。
那几年干的活儿多啦，“十一”游园在紫竹院公园搭那个大型游艺玩具；那几年不时兴游行了，“五一”“十一”都在各大公园搞大型游艺活动，我就搭那个。晚上就地上铺块塑料布睡那儿，日夜干了半个月，下雨就淋着。人家都回家，我家离得也不远，我就睡地上，头全都蒙起来，蚊子穿过被单咬我。我那会儿改造自己，就有点儿和身体过不去，也不准自己吃糖和油，肉只准在菜里放上几片儿。都说睡湿地上不行，得风湿呵，我和身体作对，认为身体是资产阶级，要不它干嘛老要舒服呢？我那真是运气，居然就没生病。
我还去首钢干过，爬三十米高的烟囱清烟囱口，没爬过那么高，跟我去的打群架老给拘留的那个小伙子爬了半截都下来了，后来他特服我。在首钢干了半个月，漆锌皮厂房顶，很斜很滑的，又没保险带，给炼钢炉刮锈上漆，都是没人干的，就找我们；我是木工，可是什么都干，干什么都叫我。
这么干着干着，我也觉得挺不对头的，我老想跟这个那个人谈谈思想；那时我的确比较傻，老想把我的马列主义灌输给人家。可是没人跟我说得起来，我看他们一点儿也不想革命。所以我也就比较苦闷。我后来写《简历》，也是关于我那时候的心情的。我说：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沿着一条／发白的路，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走进狭小的街巷／板棚，每颗低低的心／我在一片淡漠的烟中／继续讲绿色的故事／我相信我的听众／——天空，还有／海上迸溅的水滴／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覆盖那无法寻找的／坟墓，我知道／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都会围拢，在／灯光暗淡的一瞬／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
那时是比较的自艾自怨。后来我想这基层再拼命干下去，对改造社会也看不见任何益处，自己也磨练得革命信心快丢光了，于是想到走；可是呢，发现你根本就走不了了；报社杂志社调我，一听是“街道集体”②，立刻就没辙了。后来到了学《五卷》的时候，让我去参加了西城工人讲学团，讲《五卷》，挺逗的，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对着众人长篇地讲。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别有天地非人间”（2）
我好像只讲了两次，一次是在师范大学。我在单位讲没人听，这回可就过瘾了，把我几年里学的马列也讲里头了。那时候听讲的都是些工农兵学员，给我鼓掌。讲学团的书记听得就不对了，跟我说不能这么乱讲，得按稿儿讲。本来都是写了稿儿的，审过的，一讲就讲出去了。我讲的什么呀，讲了好多的消灭国家，我对共产主义最为向往的一项理解就是消灭国家。我们书记说你讲的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
等讲完《五卷》回单位的时候，我的一个师傅死了。我这去讲学还得算是他举荐的呢。木工组学《五卷》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那些名词典故。这个师傅是退了休补差额来的，跟我一起看门儿。有个晚上，我看《红楼梦》看到半夜，他醒了好几回我还在看，他说你敢情这么读《毛选》那！要不能讲那么多呢；然后他就报告党支部书记了。书记就把我推荐到讲学团里去了。等我回来呢，他死了，是被我们单位的一个人给打死的。
我走了，就成他一个人守门儿了；我们单位那人就进来，一转悠，把一个东西碰到地上让他捡；他一捡，一哑铃给他打死了，然后拿走了五百块钱；还扛走了一个煤气罐，把我们单位煤气罐给扛走了。结果他出门儿的时候，他的草帽——他戴着草帽——这草帽就掉了，他是秃头；街那儿呢，还正好有人，就看见了。后来这人就给抓起来，当然给枪毙了。就是这么个地方，我离也离不开，那时还不能旷工，迟到早退都不行，它开你的批判会，给你处分，还能送你去劳教；可只要去上班呢，不干活儿没事儿。后来七九年，这街道服务组就给改了，等于就是散了，向上合并，老的都退，谁自己想退职全可以，我就退了。我这退还周折了一番，那会儿还找我谈话，想培养我转干入党，要在几年前我大概就干了，可是这会儿今非昔比，我已经迷信上了写东西，觉得这才能改变人。他们拖着不给我办手续，那我就说我反正辞了，我就走了。后来手续八零年才给办的。我走还有个直接原因，我准备去四川。
到了重庆，上午呢，看渣滓洞，那些先烈关在那儿，后来推倒墙想跑出去，给打死了。下午呢，就走到沙坪坝公园，沿着墙走，我逛公园经常是沿着墙走，因为人少。走着走着，就看见一大片荒草，有个大碑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然后写着某某某，什么什么兵团勤务员③，十九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怎么献身；某某某，什么什么兵团勤务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都是十八岁、十九岁，最大的我看到的也就二十岁；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了。后来我走累了，在那儿就坐了会儿，我好像看见他们就在地下，还沉浸在他们想象的革命中间。
我觉得人挺奇怪的，我原来比他们小，可他们死了呢，我这活着呢，就比他们大了。我说我一直在隐秘中思想，像一只小船渐渐靠向黄昏的河岸。我这时候才知道，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要闹革命的，所以我说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的年龄。后来我写了《红卫兵之墓》④。在这首诗的最后我说呢：是的，我也走了／向着另一个世界／迈过你们的手——迈过死去的他们的手——／虽然有落叶／有冬天的薄雪／我却依然走了……我说：我是去爱／去寻找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我深信／你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地不会流动／那骄傲的微笑／不会从红粘土中／浮起，从而消散／……／永恒的梦／比生活更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了千百个二十岁的年龄，也有了千百次革命；但是这一切呢，都又回到了原地。当一个精神到来的时候，它在这些新鲜的生命里，焕发出它们的梦想，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可能走这条道路，也可能走那条道路，和平主义的，或者暴力的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世界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最终是人性决定了一切。理想主义者呢，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人性。
可这时我有个想法呢，我当时想，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其实并没有死心，当革命或者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希望升起，好像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了；我觉得如果能唤起这个希望，继续这种希望的感觉，让每个人都想起它，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所以我说“我是去爱，去寻找相近的灵魂”。
后来我坐着船，沿长江走。那时候，我觉得在所有这南方的屋瓦下边儿，雨从天上落下，风吹动那些排门像琴键一样发出声音，我小时候在潍河边走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个人，它是真实的我，她是一个女孩儿，还没有长大，我必然要遇上她。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只是一个假设，而她才是真正的我。我还写了几句诗，很令后来惊讶，诗里竟然写出了“烨”字。我在重庆野外走，看到一段旧城垣，很动心，好像有什么寓意，就写了几句。后来在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上，就遇见了谢烨。我一看到她，她就和那一片光融在一起了，我心里一个声音：呵，是她。我相信她不是父母所生，我相信她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后来呢？我慢慢地发现她不仅有父母兄弟，而且还有工作，还上学。这些都是慢慢让我吃惊的事情。当然人在一个感情中间，这些都可以忽略。那时让我尤其震撼的是：她居然叫“烨”。当然以后的时光也并无太多神奇，我们也就不多感叹了。
（节选二）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别有天地非人间”（3）
我在上海住着⑤，感觉特别不好。我上街，哪都有老太太老头儿在甩胳膊，全这么甩胳膊⑥，有的不老的也在那儿甩。我就不上街，买了一大堆豆粉搁家里，每天就这么土豆跟豆粉一熬，就吃这个。半夜十二点呢，就上街去转一圈儿。有个白天，没办法，我得去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取一本书，我走到上海中山公园那儿，看见一个女孩儿跪着要饭，穿得挺干净的，头发遮着眼睛。我看了她一会儿，我想我要是就这么往地上一跪，大概谁都不会管我了，也不说找工作、考文凭了；我回家就跟谢烨说，我说，我得走了，你给我二十块钱，我买个船票在长江的某一站下船。我实在太烦了，我说我得把自己丢掉。
谢烨呢就不理我。我就坐在那儿，耗了一天没吃饭。谢烨说好吧，上码头去。到了码头她不给我买票，在窗口那儿站着，说怕我跳下去。后来她说下楼让我去取样东西。然后她说你看好，马路那边儿在卖桔子，你不是要饭吗？你去要一个桔子，你现在就去要，要来要不来，你只要去要了，我就给你钱买船票。这时候就考验出我受到的那点儿布尔乔亚的教育来了，怎么也没法儿去跟那个人要桔子。后来回了家就生病了，就看那墙，好多精灵什么的。
我们那个小屋里边晚上好多的老鼠跑来跑去，一开灯呢，就看见灯管那儿老鼠把尾巴放在灯管上面，冬天它冷。然后我就放一块糖在桌面上，一关灯一开，糖就没了。后来有朋友来我就表演这个，马丁，就是德国的马汉茂⑦到我们小屋去，我也表演过，我说给你看中国魔术呵——灯一关一开；那老鼠特快。
在那儿住着住着，就有点儿恍惚，有个晚上我就跟谢烨说，咱们出去，肯定能捡到一个东西。那时候是半夜，我们就出去了，走到街口就看那儿扔着一个花圈，看了看那个花圈就没敢捡；然后走到又一个路口，我指一个方向，到下一个路口由她指，再走；走到差不多两点了，捡到一毛钱，就回去了，一下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还写诗，那叫什么：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林。我说：我心里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我说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把那个蟋蟀草呢，伸进每一个窗子，看看里边有没有声音；然后我说把眼睛放在家里，手放在街上，还有这么一首诗⑧。
那会儿真正就中了现代派的毒了，一天到晚就是“自我意识”，老琢磨自己是怎么回事，越想越想不明白，后来就真的生了场大病，手也割破了，流了好多血，就回北京去了。回北京没事儿，因为有父母嘛；而且那会儿批精神污染，也发不了稿儿。有一天一棵大树砍倒了，我就坐在那个树墩上，那切口呢，还是湿的，我正在发烧，就将手心放在上面，我看着男孩儿女孩儿上学去，他们走过我的时候，好像都在说一道算术题，我忽然醒悟：噢，原来全世界其实就是一道说呀说呀的算术题呀。
我看他们都背着身走路，头发黑黑的，他们的声音再听下去，就轻了，这时像我小时在田野里走一样，那种耳鸣又出现了，另一种非现实的，却是最为真实的声音笼罩了我——于是我看见他们黑黑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