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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站最终失守。冲突中，邬名章的一只胳膊被打断。按照谢有盼的安排，大家拆走了所有的设备，从后窗户安全撤退，在团委组装起来继续广播。
几天之中，“支革公社”和“土革支队”互有攻守，局部战斗各有胜负，“土革支队”不知道对方把这些院领导们藏在哪里，就在教学楼门口天天声讨，他们又搞来了两个巨大的喇叭，对着团委，把音量开到最大，要求“支革公社”交人。“支革公社”的喇叭明显不是对手，谢有盼就在半夜组织了几十个人，趁着对方打盹儿冲将下去，砸烂了他们的喇叭。“土革支队”三百多人气急败坏，拆了一个花坛，把能扔的石块儿都扔进来，砸伤了十几个学生。
僵持中，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了法律学院，将双方的代表召集起来宣讲政策。讲了一天，也没说明白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意见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既说要注意掌握政策，不要打倒一片，又说要揪出校内的走资派，毫不留情，至于怎么干，却没个确凿的说法。几天下来，两头都不讨好，两边都不服气，最后竟灰溜溜没人搭理了。
院领导和教师中有些不明白事儿的，也许是被关的有些歇斯底里了，竟然跑到窗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大骂中央文革小组。楼下几百个“土革支队”的人听了，算是找到了辫子，拉着工作组前来质问。谢有盼等人也正愁和“土革支队”弄得太僵不好收场，北京城里开始刮起新的“血统论”论调，各院校派系正在以此为标准重新排列组合，有着“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开始被排挤出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甚至直接遭到批判。被保护者犯了这样的错误，“支革公社”就只能把他交出去了，而且刚好是个台阶。“支革公社”声明，经过认真的审查，揪出了以学院办公室主任郝秦安为首的八名“走资派”，应予开展共同批判。
交出去的一共八个人，有两个竟然是自愿的，说早晚都得掉这层皮，早掉早回家。于是，北京法律学院出现了自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土革支队”加上“支革公社”，足足一千五百多人，共同开展了对这八个“走资派”的严厉批判。经两方面协商，院领导们也出来挨批，但是不会对之动武。谢有盼和贺卫东站在高台上，一左一右赛着嗓门，台下两派力量前些天还打得头破血流，如今竟然肩并肩战斗了。
这一天，“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骨干们正在校会争吵，商量双方在组建“革命师生委员会”过程中的问题，谁说了算，谁占多数常委等等，吵了一上午仍没个头绪，火药味儿又开始出现。这时突然传来消息，校门口闯进来两千多个“红卫兵”，一色的绿军装，红袖章，见人就问成分，问支不支持造反，两句话不合就抓人打人，气焰十分嚣张。
“反了他们了！一群屁崽子，竟然敢打进咱学校来？中央指示‘运动不出门’，他们是受谁指使的？是哪个学校带的头儿？”贺卫东一把将军帽摔在桌子上，恶狠狠地说道。
“不能让他们进来，更不能让他们占了咱们的教学楼，没准儿后面还有人……我的意见是把他们挡出去。先劝，劝不住就往外推，推不动就往外打！反正工作组的同志们还在，革命也要有组织原则，不能乱来，我们保卫本院的革命成果，师出有名！”谢有盼立刻对贺卫东表示支持，紧了紧腰上的军用皮带说。
“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事情，我们两边先放一放，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些初高中生“红卫兵”到处瞎闯，连清华大学都敢冲，我们坚决不能让他们乱来，破坏我们辛辛苦苦创建的革命成果……谢老二，咱俩儿去和他们理论一下，在座的各位回去组织人力，要做好动手的准备。”贺卫东又把帽子戴上说，同时向谢有盼伸出了右手。
“嗯，同意，你们的人从一号楼绕过去，我们的人集中在礼堂前面，一有问题就冲下去，两边都看我们的信号！”谢有盼迟疑了一下，和贺卫东重重地握了个手。
“红卫兵”压根儿就不是来谈判的，谢有盼和贺卫东只和对方理论了几句，对方就振臂高呼要夺权，要消灭一切敢于挡路的“保皇派”。贺卫东火了，照着领头的那个干瘦的小子就是一脚，勿须信号，双方立刻陷入混战。
一千多名大学生面对两千多“红卫兵”，毫无惧色，一副保家卫国的气势，身体条件也占了上风。对方毕竟是几个学校凑起来的，无组织无方向，但是打起来也颇拼命。僵持了一会儿，他们被冲势很猛的大学生逼回了校门口。谢有盼冲得性起，抡着棍子追几个满校园乱窜的“红卫兵”，刚擒住一个踹倒在地，突然觉得一阵风从脑后袭来。他还没来得及回头，一个人影猛地扑在了他的背上。
“啪……”
一只抡圆的铁锹重重地砸在那人的头上，飞洒的鲜血糊了谢有盼一脸。谢有盼抹开眼前滚烫的血，看见贺卫东的脸已经被打得歪去了半边，一只眼睛斜斜地耷拉在眼眶外边，粘稠而殷红的血象喷气一样从他太阳穴的伤口汩汩流出。
“卫东！我的好兄弟啊！”谢有盼大哭一声，紧紧抱住了瘫软的贺卫东。他想把他的眼睛塞回去，却发现那只眼球已经碎裂成一团红里透白的烂肉了。
“带江南雨走……带她走……你这个‘保皇派’……”
贺卫东登时气绝。
老三贺卫东，祖籍北京，汉族，出身工人阶级，生于1940年，于1966年6月20日为保卫北京法律学院文化大革命革命成果而壮烈牺牲……
贺卫东的牺牲，让“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达成了空前的思想统一。双方的运动方向都向保卫北京法律学院的革命果实靠拢，院领导和教师们开始交代材料，整日关在教学楼里，但好赖有吃有喝正常回家，对于双方来说，都算达到了目的。
工作组对“6。20”事件非常关注，事发当日就向上面打了报告，新市委和“中革”小组代表一起来到北京法律学院调查，最后作出了“双方冲突系人民内部矛盾，各有死伤，属于革命观点的冲突事件，而非单方面革命行为”的结论。结论既出，“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炸了锅，连被“土革支队”整了半月的院领导们都不干了，谢有盼更是怒火中烧。这个定性让贺卫东的死变得一文不值，连个革命烈士都不算。校园内，全院师生及教职员工两千多人黑纱披挂，召开祭奠大会，贺卫东的巨幅黑白照片高悬主席台，“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的代表都对工作组和“中革”小组的黑白颠倒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声明要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给“6。20”事件定性为革命事件。老院长带着高帽子，犹在台上怒声声讨，老泪纵横。
祭奠大会没过多久，工作组撤出了北京法律学院，全院上下敲锣打鼓欢庆胜利。可没过几天，“中革”小组一个领导带了一个新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法律学院，他们严厉批评了“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的“极右”倾向，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向工作组夺权无疑是反革命行为，他们说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此事，他老人家很生气，要求分清楚北京法律学院的“左、中、右”，认真划分成分，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不啻于雷霆一击。“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立刻出现了新的分裂，两个组织之间相互指责对方是“极右”。两个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直在倾向于大打出手的一批组织干将，在新工作组的唆使之下，向谢有盼等人发起了“再次夺权”运动。“支革公社”内忧外患，新派势力在“唯成份论”的大旗下所向披靡，迅速瓦解了组织内的团结局面。谢有盼迅速失去了几个得力助手的支持，老大和老六都被定成了“右倾”，自己的成分还在审查之中。新工作组找他谈话，态度已经十分恶劣了。
“反正课也停了，要不你回去避一避吧？”
江南雨毫无悬念地被定为“右派学生”，每天定期和两百多个同类集中反省交待。一头秀发留不住了，谢有盼正在宿舍帮她剪成短发。看着那乌黑光亮的秀发从剪刀下滑落，谢有盼哭了。
“我走了你怎么办？我怎么保护你？”
江南雨听出了他的哽咽，回过身来，轻轻地把他抱住说：
“别担心我，我早就习惯了，只是保不住头发真可惜，我已经养了五年了……你也回家里去吧，看看你父母怎么样了！我父母……去年就不知道被关到哪里去了，我回去也不会有好日子的，还是在学校里吧，每天交待交待，大不了上台低头儿，总好过家里……倒是你应该回去，你父亲……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被再打倒了……”
“我也很担心……是想回去看看呢！”
“去吧亲爱的，别担心我！去保护你的父母……这阵风儿过来你再回来，回来找我。”
谢有盼掏出一张纸递给她，江南雨惊讶地打开了，一首《枉凝眉》跃然纸上。
“你给我的那首《七律》让我汗颜，真的是很喜欢，当时却没能回你。琢磨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对诗词有所体会，如今才敢送给你这首《枉凝眉》曲，希望你也喜欢……”
江南雨满眼爱意地看着谢有盼，再低头念那曲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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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了芳草无涯，模糊了青山如画。
南雨挂笙笛，怎吹得月上风华？
北雪坠兰堤，更愁远江上竹舥。
一缕乡愁不下，一面玉水无瑕，
一抹幽香千里，一片柔情是她。
纵梦中，能有多少青丝落，
怎盼得见绿蝶翩翩舞，瓣瓣梨花？
赠南雨吾爱！
谢有盼
江南雨反复默读了多遍，就紧紧地把谢有盼抱住了。她象母亲抚摸孩子一样摸着他的头顶，抚摸着他乌亮的头发。谢有盼心中的苦闷、悲伤，以及极度的困惑，都化作泪水倾打在她的身上。他骤然间变得如此无力，如此无助，竟连心爱女人的秀发都保不住了。那刚刚剪下的头发刺着他的脸他的眼，他含起滑到嘴边的一缕，忘情地品味着，咀嚼着，直到它们刺得自己满口鲜血，刺进自己那悲伤的灵魂……
第二十五章匆匆荡荡
回到板子村的时候，冬天的朝阳正把白雪覆盖的村庄照得通红一片。谢有盼远远看见美丽的家乡，一路上忧郁的心情总算喘了口气。这么美丽的村庄，如此宁静地藏在豫北的平原上，谁能来这里造反呢？
板子村竟然空无一人，各家各户门庭大开，冷冷清清。村中土墙上遍布大字报。饥肠辘辘的看家狗嗷嗷直叫，此起彼伏的吠声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大早晨显得有些诡异。
谢有盼忐忑不安地来到自家门前，发现整个屋子都被刷满了各种大字报，红的罧人，几乎把整间房子糊了个遍。院子大门不翼而飞，屋门的棉帘子烧剩下一半，乌黑了火地耷拉在门口，院子里的碾子竟然到了地上，满地都是锅碗瓢勺的碎片，显然是被石碾子砸碎的。五根子蔫生生地藏在碾盘后面，看见谢有盼来了，竟哆哆嗦嗦地不敢出来。谢有盼忙过去拉它，看到它身上多处血肉模糊的伤痕，一条腿已是断了。这畜生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悻悻地舔着他的手。摸了摸它，谢有盼就走向堂屋。堂屋的几扇窗户纸全被撕碎，桌椅板凳都四脚朝天碎裂当场，地上竟然还有几个刨出来的坑。屋里挂的镜框和奖状等物件，除了毛主席的，都碎烂了。阳光透过破烂的窗户射进屋里，一墙红墨写成的大字格外醒目：
“坚决批判阴险、毒辣、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老旦！”
“打倒反革命黑帮、反党份子、大军阀的走狗老旦及其恶霸婆娘！”
“要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每一个“老旦”红字上，都用黑墨画上了大大的八叉，那墨仿佛还在往下流着，谢有盼用手去摸，淋沥地粘了一手。墙角扔着父亲挂在墙上的复员照片，已经被撕成两半，踩得污浊不堪。旁边是碎裂成几截的拐杖，那是谢有盼兄弟二人用枣木亲手为他做的。在巨大的震惊里，谢有盼摸着拐杖头松软的衬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骤然袭来，令他在这寒冷的早晨噤若寒蝉。
“这是怎么了？父亲又被打倒了？运动这么快就到了农村？组织上不是接受了他的汇报，取消了他的留党查看么？公社党委不是否定了大队党委给父亲安的‘反动军阀’帽子么？他不是说自己的政治和思想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已经都‘清’了么？怎么还是打倒了？‘破四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