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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葛丽特嫁给了党卫队军官赫尔曼·费格莱因，希特勒亲自担任证婚人。这次联姻对希特勒和费格莱因都有利。由于爱娃家庭出身卑微，希特勒难免感到有些脸上无光。而费格莱因生于名门望族，并且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卓越，一旦攀上这门亲事，爱娃家族的社会地位就将得到提升，希特勒面子上也能过得去。而在另一边，费格莱因成了爱娃的妹夫，就等于是跨进元首“家族”的圈子，其个人前途将无可限量。
费格莱因纯粹是一个诡计多端、嚣张至极的机会主义者，他粗鲁狂妄的态度令许多同僚都敬而远之，在部下中也口碑极差。在他与葛丽特结婚后，嚣张的气焰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费格莱因还是个十足的流氓、好色之徒，娶了葛丽特之后，他又在柏林夏洛滕区的私人公寓里偷偷养了好几个情妇。而此时的葛丽特正住在巴伐利亚，准备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临。当时还盛传爱娃也是他的情妇之一，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或骑马，关系非比寻常。不过在我看来，费格莱因是个工于心计的野心家，他不会冒着自毁前程的危险去和元首的情人上床。
在希姆莱的关照下，费格莱因在党卫队中也是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但由于希姆莱在军事作战中的屡屡受挫，让他的名望降到了最低点，这个作恶多端的党卫队头子已经成为不受柏林欢迎的人。无奈之下，他只好派遣费格莱因作为联络官留在希特勒身边。摆脱了希姆莱控制的费格莱因，一来到柏林就立刻改弦易帜，背叛了昔日的主子，转而巴结位高权重的鲍曼。两人原本臭味相投，又各自心怀鬼胎，很快成了狼狈为奸的死党。不久之后，费格莱因就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
不过，在我遇到爱娃的那天，她这位流氓妹夫的命运将发生巨大转变。由于希特勒搬入了地下，费格莱因也就成了地堡的常客。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会议他都必须参加，而且还得和其他副官、联络官一样，老老实实地守候在客厅里，等候元首的召见。不过，他并不住在地堡内，如果不在夏洛滕区的公寓里，他一般就住在党总部地下的另一个防空洞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费格莱因也开始意识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末日即将来临。更令他惶惶不安的是，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一分子，他很可能会被要求像其他人一样服毒自杀。他可不想过早地告别这个花花世界，他准备逃出柏林。这个狡猾的家伙通过不断打电话到地堡来制造他在会议现场的假象，暗地里秘密准备出逃。这个计谋一直都非常成功，直到4月27日那天，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姆莱的联络官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他去哪儿了？希特勒下令立刻找到费格莱因，整个帝国大楼里一片喊叫声，但却没有任何回应，费格莱因不见了。
此时，希特勒的助手奥图·甘什想到费格莱因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区还有一套私人住所，希特勒立刻派出一队卫兵前去察看。在那儿，他们找到了喝得微醉的费格莱因长官，他怀里还抱着个美丽的女人，场面尴尬至极。两人似乎正想逃走，一旁的两个包里装着假身份证件和几捆德国马克及瑞士法郎。士兵们的突然闯入让费格莱因大惊失色，马上从酒醉中清醒过来。他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说了一堆“战争就快结束”、“希特勒完蛋了”之类的话，劝说他们放走他各自逃命去。
费格莱因费尽口舌说了半天，士兵们丝毫不为所动，无奈之下，他只好摆起了长官架子，要求给地堡里的爱娃打个电话。在士兵们的默许下，费格莱因拨通了爱娃的电话，他假惺惺地告诉爱娃，自己准备飞往巴伐利亚，只是想陪在葛丽特身边等待孩子的出生。他希望用这番话打动爱娃，骗取这个幼稚女人的同情和支持，不过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爱娃没有像传闻中说的那样头脑简单，她立刻意识到费格莱因是要抛弃希特勒独自逃命去。她坚决否定了他的想法，并要求他立刻返回党总部。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最后的背叛（2）
爱娃接听电话时，瑞奇就在她身旁，她清楚地听到了爱娃在知道妹夫背叛“可怜的阿道夫”后发出的哀叹。“他的离去对德国损失之大超过1万个人。”她幽幽地说起她的情夫。费格莱因最终被抓回了党总部，希特勒的卫兵们也尽数撤走，但费格莱因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却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一直怀疑那个女人是间谍，可能是某位外国外交官的妻子，经过戈培尔无意中介绍后与费格莱因相识。同时，她还被认为与党总部的几次泄密事件相关。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后期希特勒与戈培尔之间会产生莫名的嫌隙，因为戈培尔同这名女子多少有些关联。费格莱因被扔进党总部防空洞附近的一个单人牢房，听候处置。
我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换衣服，身上的污垢和腐烂物散发出难闻的臭气。放眼望去，柏林全城都已变成一片废墟，又厚又黑的硝烟笼罩了屋顶，街道上回荡着建筑物倒塌的轰鸣。路上到处都有死尸，腐烂的尸体混合着烧焦的残肢，形成一种古怪的又臭又甜的气味，令人作呕。每条主要路口的拐角处，都填塞了一些简易路障，这些路障多半由坍塌的砖墙、碎石砾和烧毁的车辆组成，在苏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只有疯子才相信它们能挡住苏联的T…34坦克。
当我和哈尼斯在帝国大楼附近来回奔波时，一路上发现越来越多的窗户外挂起了白旗，有时候整条大街上都挂满白旗，分外醒目。党卫军的死亡小分队不断加紧巡逻，随时射杀任何一个胆敢公开投降的人。一旦发现屋外有白旗，他们立刻冲进去抓捕犯人。纳粹的“移动军事法庭”在柏林城内大肆搜捕放弃抵抗的军人，并有权立即处死这些人。平民都要求出示身份证，士兵则要有兵员证。任何不在前线的男人都会被拎出来审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就直接吊死或枪毙。
但即便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段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人们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无论前进后退都一样。相反，党卫队的骄横跋扈却激起了陆军士兵们越来越大的不满。国防军将领们经常能看见手下官兵被党卫队的爪牙吓得瑟瑟发抖，许多军官出面干涉，并警告党卫队远离自己的辖区。许多年老的国民突击队队员甚至因此投降了苏军，他们宁可落在敌人手里以求得一线生机，也不愿成为党卫队的活靶子。
这天，希特勒还是像以往那样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他会突然冲进办公室，告诉手下人温克正带领第12军前来救援，或者是伯西的第9军正在同第12军会合，准备给苏联人重重一击。为了了解军事行动的具体细节以指挥作战，希特勒随身携带着一份行军地图。随着翻阅次数的增多，那份地图变得愈加残破不堪、支离破碎。每每沮丧之际，他就握紧冰凉的手掌如丧家犬一般扑在桌子上捶击、哀号，气急败坏地质问温克为何如此磨磨蹭蹭。他一遍遍诅咒着施坦因纳，抑或是破口大骂身边的叛徒，没完没了。
而在走廊另一头的希特勒书房里，戈培尔也专心模仿着主子的表演。他像希特勒一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嘴里不停痛斥元首身边人的背叛和不忠。他嘲笑戈林的软弱无能，指责他危难关头逃离柏林，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嘲讽德军将领的指挥无方，斥责士兵们为懦夫，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德国民众配不上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和希特勒一样，戈培尔也想知道温克为何迟迟不到，他也会从之前的冷静理智转变为歇斯底里般的狂怒。随着末日的一天天临近，整个地堡就像科勒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个疯人院。有时候，地堡下层会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但随着会议室大门的打开，这种平静立刻被激烈的谩骂和互相指责所打破。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叫骂声也随之停止，地堡中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
至于地堡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末日的临近，德军溃败的速度或许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快些。地堡卫兵们将贮藏室里的美酒洗劫一空，喝醉了就躺在餐厅的橡木桌上呼呼大睡，试图用酒精来摆脱现实的痛苦。当轮到执勤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出柏林。在地堡里，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自杀方法，有些人还从斯达姆普菲格医生那儿弄到了装有氰酸溶液的小玻璃瓶。
当天下午，魏德林又给希特勒传来一个坏消息，他的士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部队已没有任何坦克或其他重武器，无力再战。他敦促希特勒迅速撤出地堡，向西穿过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下的哈韦尔桥，逃出柏林。他的部队会为希特勒进行掩护，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一个口子，向西与温克会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紧接着魏德林的坏消息，突然又传来一个令希特勒为之一振的讯息。由于获悉格雷姆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其部下已派出12架飞机赶赴柏林迎接主帅，其中有11架在中途被击落，仅有一架顺利降落在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这位幸存的飞行员曾经护送斯佩尔往返柏林，现在，他的阿拉道96战机正停在跑道上，准备护送格雷姆返回石荷州的空军总部。希特勒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冲到病房里告知他的新任空军元帅，格雷姆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养伤，瑞奇依然陪伴在他身边。
希特勒要求格雷姆立即飞往他的指挥中心，并集结所有空军力量对渗透入柏林中心地区的苏军坦克实施轰炸。瑞奇表示反对，她希望能和丈夫一起陪伴在希特勒身边。但此时此刻，希特勒已经不容许任何人违抗命令，他指示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陪同格雷姆夫妇前往勃兰登堡门。不过，由于白天苏军的炮火极为猛烈，为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等到黄昏时分再出发。格雷姆夫妇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就在地堡中传开了，许多人自知脱身无望，纷纷开始写信，请求瑞奇转达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那天下午，希特勒还听闻了一则外电报道，声称希姆莱已经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与盟军进行接触。希特勒自然大光其火，但生气之余他还有些怀疑。不管希姆莱曾经犯了多少过错，希特勒始终把他看作自己最忠诚的部下，称其为“忠心耿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也曾发誓：“我的一切都是希特勒赐予的，我怎么能背叛他呢？”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眼看末日即将来临，希姆莱开始慢慢显露他的庐山真面目。和其他纳粹官员一样，希姆莱绝不情愿沦为希特勒的陪葬品。一连几周，他都在同勃纳多特伯爵秘密会谈，不断做出妥协让步。他把一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送到瑞士，并释放了所有的瑞典俘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博得盟军的好感，以便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为自己积攒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天下午，希姆莱接到从地堡打来的电话。希特勒质问他外电中的内容是否属实，他是否已经同瑞典红十字会的代表有过接触。希姆莱当然矢口否认，于是很快，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最后的背叛（3）
那天，阿克斯曼一直在找我，我之前并不知道原因。后来，当我来到党总部地下室，发现阿克斯曼、格特鲁德医生、格雷姆、洛特都在那儿，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副官。大家都冲着我微笑，格特鲁德医生的一位助手还拿着一部小相机，冲我和洛特挤了挤眼睛，称呼我们为年轻的坦克摧毁者。阿克斯曼宣布我们两人都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将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洛特将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我们还将荣获一个坦克条纹，以示对摧毁坦克的表彰。此外，我还得到了一枚银质战伤徽章。
格特鲁德医生首先为洛特授勋，用一根细带子将勋章系在她的护士服上。接着就轮到我了，由阿克斯曼亲自颁发。他走上前来，先说了一番赞美之词，继而正式为我授勋。不过，由于他的假肢不便，最后还是由格特鲁德医生代为效劳，她将那枚铁十字勋章别在我胸前，并取下原来的黑色战伤徽章，代之以崭新的银质徽章。阿克斯曼为我颁发了由他本人和希特勒签名的证书，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趁机为我们拍照留念。
那天晚些时候，阿克斯曼在等候室里为我引见了一位纳粹人物艾利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