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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古代便有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恋爱方式——一见钟情。
所谓“一见钟情”，就是只见了一面，还没有弄清对方姓甚名谁，是亲是友，就猛然一下子“爱”上了，而且“一口咬住”，始终不放。甚至极端一点，像杜丽娘那样，只不过是在梦中与柳梦梅相遇，并未真正“见面”，也一往而情深，而且不达目的，便是死了也不罢休。这虽然是剧作家的艺术想象，却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韦庄《思帝乡》云：“春日游，杏花飞满头，陌生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所谓“谁家少年”，就是根本不认识。既不知道他是谁，当然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有婚约，以及是否也爱自己。但仅仅只是无意中看了一眼，便拿定了主意，要“将身嫁，一生休”，而且“纵被无情弃”，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便会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甚或是诗人、艺术家在胡说八道。
然而，这种爱，既可能，又可贵。
首先，男女之间的情爱，原本就包括性吸引的成分，而性吸引又主要表现在一个人的年龄、相貌、身材、风度等方面，与他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等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一见钟情的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那些“养在深闺”的少女，平时根本无缘与其他同龄异性接触，“少见”便难免“多怪”，也就难免“一见”而“钟情”。沈仕《锁南枝》曲云：“雕栏杆，曲径边，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腿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溜烟。谢得腊梅枝，把他抓来个转。”明眸一送，若痴若呆，正是这样一种怀春少女猛然间见到英俊男子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其实是“男女都一样”的。《西厢记》中的张生见了崔小姐，不也是“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吗？其次，这种爱慕和眷恋无疑是超功利的。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和因素呢？没有。既不图他功名富贵、万贯家财，也不图他高门豪族、耀眼头衔，爱的只是他这个人，只是他本身，而不是社会给予他的“附加值”，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爱情来得太突然，便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相反，在婚姻被看作交易，爱情被当作筹码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承认，这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情，不但难能，而且可贵。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与人的生命本能相联系的，因而是最内在、最深层、最个性化也最不可替代的一种情感。所以，爱情有时会重于生命。
于是，便有了殉情。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有一天，一个少男在华山畿与一位少女相见，一见钟情。但是，因碍于“男女之大防”，无法表达爱慕之情。回来后，少男朝思夜想，相思成疾。后来，少男的母亲在华山畿找到了那位少女，相告情由。少女听后，深为感动，便将自己的“蔽膝”交给少男之母，嘱她暗藏在少男的寝席之下。这位男子发现后，欣喜若狂，将蔽膝紧抱怀中，吞食而死。少男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往华山畿安葬。当送葬的车子经过少女家门时，驾车的牛便停下了脚步，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这时，少女已在家中梳妆完毕，走出门来，悲声唱道：“华山畿！君既为侬（我）死，独活为谁施？欢（古代女子对所恋男子的爱称）若见怜时，棺材为侬开！”结果，棺盖应声而开，少女纵身跳入，殉情而死。这个故事，几乎和《梁祝》一样悲壮。所不同者，在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尚有同学之谊，而这一对恋人只不过见了一面，是“一见钟情”。
从怀春、伤春，到钟情、殉情，中国传统社会中少男少女的恋爱真可谓“多灾多难”。首先是不被理解，其次是不得批准，最后则可能还要遭到批判。“私定终身”的事，虽然在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但诗歌里唱唱可以，小说里写写可以，舞台上演演可以，生活中“以身试法”则断乎不可。因为“戏者戏也”，戏剧不过只是游戏，是艺人们弄出来给大伙儿解闷的，哪里当得了真？“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谁要是假戏真做，那才真是“犯傻”。犯傻的结果，轻一点的，是遭人耻笑：“哪有大姑娘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婆家的？”重一点的，弄不好还会有杀身之祸：男的打死，女的沉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一对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下场：存妮投水自尽，小豹子则被当作“强奸犯”判刑，而这件事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见传统力量之大。
总之，自从告别了《诗经》时代后，传统社会和社会传统已不允许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唯唐代略为宽松）。因此，一对青年男女如果“不幸”相恋，那么，他们要想真能结合在一起，便差不多只有一个办法——私奔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三）私奔与私通
历史上私奔的事情也不少见，最有名的当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一代风流才子。他好读书，会击剑，善作文，名重一时，曾有汉景帝之弟梁孝王的座上客。卓文君则是蜀郡富豪卓王孙的女儿，才艳双绝，也名重一时。如此才子佳人，自是前世姻缘。所以，当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去赴宴，并得知卓文君新寡居家时，便在席间应邀奏琴，以琴声寄托心意去挑动卓文君。其时卓文君正在窗外偷看，早为司马相如的神采风度所倾倒，一听琴声，更不能自已。于是，当天晚上，卓文君便跑到司马相如的住处，私相结合，然后又双双一起返回司马相如的故里成都，既无媒，又无保，更无父母之命，便自说自话地成了夫妻。
这就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私奔了。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听说后，便要和卓文君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嫁妆也不给她。谁知断绝经济往来，并不能使文君回心转意，反倒和司马相如一起又跑回临祁，在街上开一间酒店。文君亲自坐柜台，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一条小短裤，和伙计们一起刷杯洗碗。这实在太丢卓王孙的面子了。老头子一气之下，只好“杜门谢客”，从此不敢见人。
当然，这场闹剧，最后还是以喜剧收场的。卓王孙终于还是分给卓文君童仆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回成都过日子，免得在自己跟前丢人现眼，眼见心烦。不过，此事实在不可作常例看。因为，第一，私奔的主角是女方，处理此案的也是女方家长。无论他如何处理，“丢人”总是免不掉的了，所以还不如“大度”一点，多少还能捞回点面子。第二，司马相如毕竟是“名人”，名人总有名人的效应。亲友们规劝卓王孙时的说词也是“虽贫，其人材足依也”。后来，司马相如果然成了汉武帝的宠臣，卓王孙也“沾光”和司马相如一起被“载入史册”，即是证明。由此之故，这段私奔故事，也就有幸被传为佳话。
但是，司马相如毕竟是司马相如。卓文君也毕竟是卓文君。如果当事人的情况与他们不同，那么，私奔就成不了佳话，没准还会变成“悲剧”或“丑闻”。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一诗，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悲剧。这首诗讲，一位妙龄女子在自家短墙边玩弄青梅，一个白马少年从墙边路过，两人一见钟情，秋波相送。少年信誓旦旦，愿结百年；少女一往情深，与之私奔：“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停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不难想见，他们这时心中，一定充满了真诚的爱情，一定是但愿天长地久，永结同心的。因此，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代，我们似不必再为他们的命运担心。
然而，封建礼教并容不得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私奔。当这对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回家来时，所遭之境遇为他们始料所不及：“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频繁。”也就是说，公婆根本不承认她是儿子的正妻，不允许她参加祭祖的活动，这就等于宣布她是这个家庭内不受欢迎和不被尊重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女子便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地位：“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丈夫家里住不得，自己娘家回不得，这可真是“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了。因此，她只好总结“教训”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由此可见，私奔，大多是没有“好下场”的。《井底引银瓶》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白居易们似乎就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放弃个人自由意志，任由父母媒人指配，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难道就是“好下场”么？
如果说，私奔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那么，私通便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破坏。因此，私通的风险更大，处分也更重。
所谓私通，就是男女双方并非夫妻而发生性关系。这种非婚姻的性关系，有婚前的，也有婚外的。不过，一般地说，私通多半特指婚外性关系，也就是与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苟且。这种事，即便在今天，大约也至少不宜提倡。然而可惜得很，从古到今，它又屡见不鲜。
比如《诗．郑风．女曰鸡鸣》，尽管历来被学者们“好心”地解释为“夫妻生活”，但我怀疑那写的只怕不是“夫妻”，而是“情人”。诗的原文是：“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灿’。‘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哎呀鸡叫了。男的说，天还没亮哪！女的说，你起来看看嘛，启明星好亮啊！男的说，好嘛好嘛，我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打只鸭子或大雁。女的说，你要是打了野物回来，我就给你做一盘好菜，再弄点酒喝喝，祝咱们能白头偕老，就像那和谐的琴瑟，又宁静又美好。男的说，知道你会常来看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首饰；知道你会体贴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佩物；知道你会真心爱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礼品。请看，这两个人，是更像夫妻呢，还是更像情人呢？只怕是更像情人吧？不过，他们不大像婚外恋，倒更像是热恋中私定了终身，已“非法同居”的青年男女。袭橙《诗本谊》说：“《女曰鸡鸣》，淫女思有家也。”此说除不该称此女曰淫外，应是准确的理解，当然，这个经常来看情郎，与情郎深夜幽会，并接受情郎所赠佩物的女子，也可能是有夫之妇。她不甘心只与情郎做“露水夫妻”，而希望和情郎像真夫妻那样过日子，像真夫妻一样“瑟瑟和谐，白头偕老”。所以，她才会特别说出“弋言加之，与子宜之”的话，这其实是她向往“真夫妻”生活愿望的一种流露。如果他俩本是夫妻，则丈夫外出打猎，妻子在家做饭，原是各人本分，也用不着那么多“废话”了。即便有，也犯不着写进诗里，更不会有“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样的情话。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的夫妻，早上起床之后，会有这样一段“情话”呢？
事实上，如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夫妻之间公事公办，感情相当淡漠。即便有爱情，但为了守礼，讲规矩，像样子，也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情，而更多地是用行动表示体贴。爱情的表达，往往只用于情人之间，或是未婚男女之间的求爱，或是已婚男女之间的私通。所以，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写给情人的，就是写情人之间私相幽会的。
正因为是私相幽会，怕人发现，也就必须“鸡鸣即起”。然而，男欢女爱，两情正浓，自然只恨“春宵苦短”。所以，幽会的情人，最难过的一刻，便是必须分手的黎明。《诗．齐风．鸡鸣》很形象地描绘了情人们的这一心理。诗的原文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之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hong），甘与了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公鸡叫了，天亮一阵子了。男的说，那不是鸡鸣，是苍蝇在闹。女的又说，东方白了，天已经大亮了。男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