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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见琴和觉民，都过来打招呼。
“我们来晚了，”觉民看见房里已经有了这许多人，抱歉地说。
“继舜和鉴冰还没有来，”黄存仁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继舜近来学生会的事情多，他这几天正忙着学生要求收回旅大游行示威的事情，恐怕会来晚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等他？”何若君问道。
“现在还早，再等一会儿也不要紧，”张惠如接下去说，“大家先坐下吃两杯茶。”
觉民递了一杯茶给琴，他自己也端起一个杯子喝了两口，听见外面响起脚步声，他知道是方继舜和程鉴冰来了。
来的果然是这两个人。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哪种常在陈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程鉴洋刚刚过了二十一岁，长得相当清秀。她是琴的低一班的同学，今年暑假前毕业。“蕴华，你倒先来了，”程鉴冰看见琴，连忙走到琴的身边，亲热地说。
“你在哪儿遇到续舜的？”琴也亲切地招呼程鉴冰，顺口问了一句。
“我就在这条街上遇到他，真凑巧，”程鉴冰笑答道。她又说：“我在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后来居然给我借故溜出来了。”“继舜，我还以为你来不了这么早，”黄存仁带笑地对方继舜说。
“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请假先走了，”方继舜揩着额上的汗珠说。他掉过头向着张还如：“还如，你今天没有去开会？检查日货的事情你得管啊。今天会上已经推定你的工作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老差使，”张还如笑着回答道。
“我们现在开会罢，”黄存仁提高声音说。
“大家先坐下罢，”张惠如说。
“我们还是分开坐，不必坐拢在圆桌旁边，”方继舜说，便在靠窗的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
没有人反对方继舜的话。大家都拣了座位坐下。琴和程鉴冰坐在一面。觉民坐在琴的旁边，不过他们两人中间隔了一个茶几。
黄存仁做主席。他们的会议并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每个人坐着发言，跟平常谈话的时候一样。
黄存仁第一个发言。他是以团体总书记的身份说话的。他简略地报告了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情形。他还提到他们收到多少封来信，发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册子。他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情者渐渐地多起来，对他们团体的主张与活动感到兴趣的人也不少。最近还收到一封重庆印刷工人的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的镇压以后，读者的来信增加了很多。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使得许多青年都睁开了眼睛，青年们更不能安于现状了。他们在找寻新的路。所以革命的书报到处受欢迎。很多人写信来要小册子，要新书。好些人要求他们扩充阅报处，或者重演《夜未央》或者别的同类的戏。在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里他们撒的种子已经散布在学生中间了。年轻的心很容易被进步的、正义的思想所感动，被献身的热情所鼓舞。他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固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在外面，在那个广大的社会中有很多他们的同道者，而且还有许多人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参加革命的工作。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憎恨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也憎恨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追求劳动人民的幸福。
黄存仁的话点燃了众人的热情，而且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地听着，仿佛这是从他（或者她）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
黄存仁闭了口，有几个人用充满友爱的眼光望着他。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都觉得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用来为劳苦人民谋幸福，这是美好的事情。
张惠如接着报告团体和各地同性质的团体联络的情形。单是在这个省内这样的团体就有六七个：某县有觉社，某县有人社，某县有光社，某某两县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庆的群社。在这个省内散布最广的小册子，如《二十世纪的新思潮》、《红潮》、《自由钟》、《五一运动史》等等都是这个团体最近的出版物。群社上个月还派社员到上海去购买印刷机，筹办简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象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赶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授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 “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和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谢野晶子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学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说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象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