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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9页。
①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20—21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
③ 米歇尔·彼阿佐利等：《万寿祺画卷》，第157—158页。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1470—1523），为明代四大画家之一。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56—1258页。
④ 彼阿佐利等：《万寿祺画卷》，第157页。
⑤ 这些人的名单见于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25页；第二卷，第19、24页。万寿祺的朋友中包括周亮工、方以智、钱谦益，以及新安画家程遂。程遂写了一首关于在隰西草堂访万寿祺的著名的诗。周尔坎编：《明遗民诗》，第323—324页；参见斯卡利特·詹：《程遂》，第111页。
⑥ 其例见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0、25页。他在文中自称胡杰。
① 何绍基，引自彼阿佐利等：《万寿祺画卷》，第160页。这篇题记作于1852年。何绍基（1799—1873），出生于苏州一丹青世家，曾入朝任翰林供奉学士、国史院总撰，后回苏州，以书法闻名于世。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87页。万寿祺的画被一些艺术史家认为是不少明朝遗民干笔画的代表。傅申：《17世纪中叶中国绘画概况》，第609页。关于清初遗民画家的动机和主旨，主要可参见艾伦·约翰斯顿·莱英：《文点与金俊明》。
②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第11页，该画题为《秋江别思》。万寿祺自己所作题记有云：“送别先生淮阴过江返唐市。”万寿祺在题记中还以其别号（圭年）来称呼顾炎武。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第1页。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谢国桢在其老师梁启超家中见到一幅船画。该画属于一个名叫余越园的收藏家，藏在他的家里。画上有篇题记，说明该画是万寿祺为换取一首诗而赠给顾炎武的。梁启超也为该画加了一篇题记。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24页。
③ 威拉德·J·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篇，第209、243页。关于典型的忠君复明分子拜谒明陵的例子，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四卷，第18页。多铎占领南京后，清人指派两名太监守护孝陵（洪武陵）。在这以前，孝陵荒废冷落，相当破烂。最近在南京一座倒塌的指示陵墓进路的牌楼附近，发现了一块碑石，上有崇祯1641年签署的一道敕令。敕令警告说，将予渎坏陵区的人以严惩，因为近年以来，孝陵已遭损坏。清人从附近的一个村子抽调40家人户，隶属太监照看陵墓。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7页。据威拉德·彼得森说，顾炎武为了祭陵，也许贿赂过这些看守太监。1660年顾炎武写了一首关于他祭拜洪武和永乐皇帝陵墓的诗：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第10页。
① 这至少在顾炎武给国史院《明史》编修官的信中略有暗示，他在信中描述过他母亲的死。《与史馆诸君书》，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三卷，第12—13页；亦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一卷，第2—3页；石锦：《顾炎武经世思想的界限》，第114页。
② 这也是画家陈洪绶的反应，他决不会忘记抵抗运动期间他是如何不知所措的。高居翰编：《不平静的风景》，第146—147页。
③ 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49页，文见《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译者）。
④ 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50页。顾炎武说“仇仇在门户”，并非夸张之语。他的义祖父顾绍芾于1641年去世时，他抵押了800亩地产以支付丧葬费。受押人是个名叫叶方恒的昆山士绅，他觊觎顾家地产。1652年，顾家一个叫陆恩的仆人投靠叶家，应允告发顾炎武支持南明，以帮助叶方恒吞没顾家地产。1655年，顾炎武为报仇杀了陆恩。在其后的两年里，顾炎武先被判服苦役，他呼吁法庭裁决，受过鞭挞，后被释放出狱，叶方恒雇刺客试图对他行刺，他又不得不逃离江南到北方去了。同上书，第154—156页。
⑤ 《顾亭林先生年谱》，第23页。
⑥ 此后不久，顾炎武的一群密友——万寿祺是其中一员——写了一则启事，将顾炎武作为一个名士介绍给国内其他学者，宣布他旅行、寻访善本、古迹等等的计划。我是由于陈一范才注意到这封信的，它被收入《同志赠言》，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集》，1888年版第四十卷，第1—3页。
① “艺术活动是表达友谊的手段。吟诗的用诗来回赠画；绘画的则以画来代替诗。画卷与诗文互慰向往之情。”饶宗颐：《晚明的绘画与文人》，第143页。
②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3页。该诗也见于1906年版《亭林先生遗书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3页。
① 这篇神话见于汉朝著作《说苑》。
②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在里面：它暗示着将会有一场极重要的事变。在神话原文中，白龙下凡后来到了一个“清冷之渊”。《易经》在对第一个乾卦的解释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渊的概念。在《易经》中，乾卦各爻都形容天龙，而渊则与三九之数密切相关。当天下大变之时，即天龙出世，准备再次下凡之时，但它却受到了约束。诗文中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意象——它暗示着一个新的明朝——因提到了楚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反秦起义首先是在楚地爆发的。这里还有一种暗示，像秦朝一样，清也是一个暴虐短命的朝代，虽然它在天下之大乱后带来了秩序，但注定很快就要灭亡。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五卷，第12—13页。许多明史学者认为《心史》是部伪书。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第11—12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6页。
② 清初作家经常根据元代进行类推。如兰德彰在评论顾嗣立的《元诗选》时所说“顾嗣立似乎认为，他所了解和热爱的文化会在清人统治中国期间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个阶段，再用类推法看，证明是短命的。”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中国17世纪后期的忠君主义》，第3页。他还评论说，“一旦斗争结束，文化主义的概念就会使汉族人民参与新的汉满政体，以保证他们的文化普遍性与连续性的信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57页。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三卷，第1页。遗民一词出于《诗经》，可被解释成“残留之民”。遗民常与忠义相区别，后者是忠君殉难者。见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8—379页。
② 关于“渴望逃避现实的压迫”，见欧久·巴比特：《卢梭和浪漫主义》，第72页。关于顾炎武的旅行和1670年的被捕，见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第31页，彼得森也认为顾炎武的忠君思想模棱两可。“满族的征服为顾炎武提供机会来证明在外界确定的基础上道德的不屈姿态……他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加入激烈的社会竞争，因为他已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在这种竞争中取胜了。相反，他致力于选择一种可能的方法来赢得名声，作为贤人的义子，这一名声所带来的成功之于他应该是义不容辞的，无论他动机怎样，明朝的灭亡是顾炎武彻底改变生活的时机。”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52页。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而去旅行的主题，也可见于忠君复明分子画家龚贤的诗。《明遗民诗》，第330页；参见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与诗歌的政治意义》，第564页；《龚贤柳林自画像》，第7—10页。当然，旅行本身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中华帝国晚期文人生活风格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5世纪以后。蒂莫西·布鲁克：《迷途指南》，第41页。洛弗尔指出：“确实，人们难以想象在历史上的一个社会里，旅行在一定社会等级的生活中，扮演了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那样意味深长的角色……在一种屡屡受到失望、分离和猝亡的打击的生活中，他的想象力在把人作为一个生命历程中的旅行者的无边意想中得到安慰。”欣奇恩·洛弗尔：《选择与再现》，第63—64页。至于中国文人花在旅行上的多得惊人的时间——旅行被视为一种毕生的活动——见李济：《自然之爱》，第5—6页。
① 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2页
② 阎尔梅的抒情诗在20世纪仍为徐州人民所知。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40页。
③ 阎尔梅当时与一个名叫陶羽的家产丰盈的地主住在一起。
④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九卷，第29页。
⑤ 彼阿佐利：《万寿祺》，第158页；《归庄集》，第547—548页。
⑥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四卷，第6页（作者谓万寿祺《病中风雨》一词大部分失传，有误。此词有个别字脱漏，但全词基本完整——译者）。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
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
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①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 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①
① 《世祖实录》第三十四卷，第3、1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3页。张忻于1645年应荐出任天津巡抚。他于1647年8月9日被黜，此后不久以疾引年致仕。其子张端也被列入《贰臣传》。张端是由山东巡抚王鳌永推荐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位山东士绅。与陈名夏一样，张端1643年进士及第，供职于弘文院，后任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
① 《贰臣传》第六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3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1页；参见《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7页。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 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①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